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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与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缘起
2019年11月13日 09:12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刘杨钺 张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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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网络主权虽已成为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原则,但其逻辑正当性仍需阐明。国际规范的兴起和扩散有其内在规律,其中规范的功能价值会对其是否被接纳、扩散并社会化产生影响。主权原则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其重要功能之一在于保障国际体系的秩序稳定。具体来说,这种秩序性功能体现在约束体系暴力、明确权利义务、保障平等发展和保护文化特性等方面。网络主权的缘起便在于这一新兴空间上述秩序功能的失位。同时,这也意味着网络主权实践应受到秩序维护的限制,从而表现为一种“有限度的”主权。基于上述理解,本文进一步对《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和特朗普政府《国家网络战略》中明示或暗含的网络主权理念进行了评析。这些案例均存在对网络主权的过度主张,从而损害而非加强网络主权的秩序性功能。

    关键词:网络主权/ 政治秩序/ 网络空间治理/ 特朗普政府/ 国家网络战略/

    作者简介:刘杨钺,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副教授;张旭,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 410074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网络冲突态势变化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7CGJ004)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主权是中国参与和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的核心理念之一。无论是《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还是《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尊重维护网络空间主权”都是其核心原则,这为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准坐标。自2010年《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网络主权已受到日益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就目前来看,主张网络主权的观点大致沿着两条脉络展开。一是认为主权本身是不断演进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主权的内涵、外延及其实践都会发生相应调整。这一逻辑隐含着国家权利“自然延伸”的预设,但对于这种延伸的内在动力(或必然性)似乎缺乏有效解释。主权本质上是由主体间共有观念形成的国际规范,而规范既可能被行为主体接受并内化,也可能在互动进程中走向衰败。①仅从概念演化并不能得出国家主权必然拓展至网络空间这一结论。二是认为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具有现实可行性。无论是构成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还是终端用户,都不能完全脱离国家主权管辖的边界。而政府管理信息流动和网络行为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演进和丰富。这些事实意味着网络空间具备一定的“可规制性”,为国家主权介入提供了可能。②但是,可行性本身并不等同于正当性,网络主权是否以及为何具有必然性仍未得到充分说明。因此,上述研究尽管对网络主权的概念基础和实现途径展开了探讨,但对网络主权的缘起似乎缺乏有效论证。本文认为,国际规范虽然本质上是由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构成,但其自身的功能价值会对该规范是否被接纳、扩散并社会化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规范承载的政治功能是理解其在国际社会中兴起和延续的重要因素。主权在过去数百年间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规范,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的维护。同样,网络空间政治秩序失衡,以及主权原则对网络空间秩序重塑的重要价值,使网络主权逐渐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首要原则。

  一、主权及其秩序性功能

  在构成现代国际社会的基石性原则里,主权无疑是最核心的要素。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起点。这一体系包含的系列条约规定了欧洲各国的权力边界,自此,国家具有独立地位且不受外部干预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基本准则。主权至少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含义:对内主权意味着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最高和最终的政治权威,它垄断了有组织的强制性力量,并对社会行为施加管控。对外主权意味着这一政治权威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支配,即不存在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其他权威主体。后一层含义是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前提条件,它要求每个国家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至少在原则上将其他国家视为独立且平等的个体,并且期待其他国家也以同样的方式相待。这种“共有主观性”建构了主权的规范内核,“其存在仅仅是由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期待”。③因此,要理解网络主权的缘起,就应当解释作为一种国际规范的主权原则,在网络时代仍然得到国际行为体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内在缘由。

  国际规范具有从兴起到扩散、再到逐渐被行为主体内化的“生命周期”。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逐渐接受对行为“适当性”的理解,改变利益和身份认知,并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规范要求。④尽管国际规范是由行为主体间互动建构而成的,但一些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规范准则也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义了特定时期的体系性质和特征。⑤这意味着规范不仅仅是个体信念的简单集合,其本身也具有能够产生因果和建构作用的自在性。⑥“行为体的确修正着社会规范,但规范同样塑造着行为体策略和话语选择的范围。”⑦因此,在分析国际规范(尤其是那些约束国际行为体基本行为范式的宏观规范)的演化发展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微观上)描绘国家如何在互动过程中对规范加以接受或拒绝,还必须关注这些宏观规范的本体特征及其影响。也就是说,应当注意规范内涵在维系国际体系稳定性方面,如形塑国家间关系稳定状态、促进文明交往等,具有何种内在价值。

  国际规范在体系内的接受和扩散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如大国的态度、政治活动家的游说、跨国倡议网络的形成等,⑧但规范在国际体系中承载的政治功能同样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规范从来不是在真空里出现的,而是在一种高度竞争的规范空间里与其他规范和利益认知竞争。”⑨规范要在这一竞争中胜出,需要具备一定的特质,如能否树立有效标准、能否有效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以及这一规范能否与体系中的其他规范形成共鸣等。有学者甚至将规范比喻为基因,二者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最能适应国际政治环境的规范最具生命力。⑩某些规范的确比其他规范更能适应国际体系的需求。例如,禁止政治暗杀之所以成为普遍规范,原因是这一原则有利于巩固大国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地位,并使特定类型的暴力(如国际干预或战争)合法化。(11)国际规范在地区的传播效果,则和该规范与区域内本土规范的匹配情况息息相关。(12)虽然规范倡导者的说服过程是规范兴起的首要步骤,但规范的说服力却依赖于规范内在价值本身蕴含的吸引力。有学者便认为,含糊、抽象的规范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其为行为体的不同解读留下了更大空间。(13)与此类似,在分析某一风险如何被“成功”界定为安全威胁时,安全化理论认为“言语行为”的逻辑自洽和所涉问题的自身属性同样重要。(14)总的来说,一种理念之所以能在与其他理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长期存续,前提是其本身的价值功能得到认可。

  主权原则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以降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其根本功能在于保障国际体系的稳定秩序。正如赫德利·布尔所言,“那些认为国家体系已经过时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国家体系在维护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中的人类共同体之秩序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5)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远未形成之前,这种秩序性功能就已或明或暗地见诸众多政治哲学著述之中。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看来,行使暴力的权力须牢牢掌握在最高权威手里,对内权力的单一性确保了战争等暴力行为符合群体的公共利益。“这就是‘正义战争’之所指:为群体提供良善秩序与和平,以彰正义。”(16)博丹和霍布斯等人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主权理论,主要目的是借由主权理念恢复国家内部秩序。威斯特伐利亚系列条约确立的主权原则,首要目的也在于以“教随国定”(cuius regio,eius religio)的方式将世俗权力从宗教权力中解放出来,使处在严重宗教分裂之中的诸多社会免于冲突。(17)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主权的内涵也发生改变。主权实践面临来自跨国资本、国际组织、人口流动等一系列因素的挑战,“保护的责任”等新的规范对主权的行使提出了更多制约。但这些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主权规范的衰落,相反,主权规范与其他要素的互动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国际体系的既有形态。克拉斯纳认为,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调整,因为维持现状具有显著的内在优势,而且“主权可以与其他国际机制安排共存,而不是被后者所取代”。(18)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行为体一方面主动让与主权以从经济流动性中获益,另一方面则强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主权管辖,使得边界在维持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稳定性中仍扮演重要角色。(19)也就是说,主权规范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国际秩序稳定性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是这一规范始终得到国际行为体认可并加以内化的基本缘由。

  总的来看,主权规范至少具有几方面不易替代的秩序性功能。首先,主权是约束体系暴力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起源于欧洲血腥的宗派斗争。在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口锐减了将近三分之一,造成如此乱局的直接原因,乃是欧洲封建社会错综复杂且交叉重叠的政治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与秩序最基本的保障,就是从根本上消除纵横交错的封建关系,以及高高在上的罗马天主教会对君主权力的干预。”(20)没有主权这一有效权威的控制,暴力终将演变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甚至因此得出绝对主权的种种结论。(21)而这种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也被马克斯·韦伯视为国家的根本特征。通过限定合法使用暴力的主体和诉诸战争的合理理由,主权规则为无政府体系下的互动行为模式勾勒了基本框架,使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具备了基础。

  其次,主权是明确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主权国家是国际法中权利与义务的载体,拥有明确的、排他的管辖范围和管辖对象。这意味着主权作为政治共同体内的最高权威,同时蕴含着维持秩序和服务公利的责任义务。当公民和社会层面的基本权利遭到侵犯时,国家而非其他行为体才是最终的保护者。当违背国际规则的恶意行为损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时,主权国家同样负有矫正治理的职责,这使得国际层面的侵害行为有了可供追责的对象。

  再次,主权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主权平等是现代外交和国际法的普遍准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22)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主权有助于较弱小国家保护对自身资源的支配权,抵御外部侵害和渗透,从而为实现国际正义乃至人类正义提供条件。

  最后,主权也是保护文化独特性的基本屏障。文化是构成人类群体的最鲜明特征之一。“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23)主权往往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构建出自我与他者的想象边界,增强了政治共同体内的集体认同感和向心力。在全球化时代,跨国进程与国家主权的碰撞更加激烈,在文化维度上则进一步激发了群体对文化特性的自觉意识,甚至部分地催生出民族主义的复兴浪潮。上述秩序性功能并不意味着主权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存在,但就像网络空间所展示的那样,其他替代性机制安排不足以承担主权在维持有效政治秩序上所起的独特作用,因而主权规范得以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体系中稳步前行。

作者简介

姓名:刘杨钺 张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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