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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视野下亚洲文明交流新探
2019年11月15日 10:06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8期 作者:葛承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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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近几年来,中国举办了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一系列有关亚洲文明的展览,开阔了人们对尚未知晓的亚洲各国的了解,多角度展示了公元前后几千年亚洲文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亚洲最古老的文物凸显了人类最早文明的源流。本文对丝绸之路与亚洲文明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通过各国海陆转输的贸易商品和填补文化艺术缺失的空白,提炼了交流的主线与路网,重点分析了以往较少关注的精品文物,认为亚洲的文化不仅独具特色、厚重灿烂,而且为世界人类文明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连续推出有自己特点的各国合作联展,标志着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原先未知的亚洲周邻各国,大大延伸了丝绸之路外部路网世界的文化空间,有助于理解共存、共容和共生的亚洲,从古老丝绸之路的“亚洲观”走向全球文明的“世界观”。

  关键词:丝绸之路;亚洲文明;文物交流;文化互鉴

 

  漫长的“丝绸之路”联系着广袤的亚欧大陆,但是形成的路网大部分都在亚洲,亚洲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洲,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世界之最”比比皆是,而且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悠久历史积淀出深厚的文明。

  从丝绸之路地图上看,几十条廊道和穿行在绿洲平原、褐色高原、黄色沙漠之间的路网,不仅将亚洲有机地串联在一起,而且联系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河流域、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三个重要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仅在亚洲土地上就有一千多个大小民族,约占世界民族总数的二分之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不同民族,在你我交流中互鉴互学,分别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文化。

  亚洲的文物也最为厚重灿烂,早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巴比伦人已经发明了烧制陶器和冶炼矿石,苏美尔人首先发明了文字和系统的灌溉工程,中亚的游牧民族发明了马鞍、挽具和车轮,南亚留下了佛教和印度教发源地的石雕艺术,中国人发明了瓷器、马镫、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并最早种植稻谷。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发明了十进位计算技术。亚洲各种地方性的医药技术即使今天也非常有效,无不显示古人的智慧与工匠的卓越才能,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1]。

  为了展现亚洲各国文明的历史特征,多角度聚焦各文明之间对话与交流的轨迹,近年来中国连续多次举办了“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中哈吉3国)”[2]“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13国)”“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49国)”等多个文物大展,通过亚洲几十个国家近千件组的文物精品,让观众感受亚洲文明的深邃与辽阔,与以前举办的《亚洲艺术遗珍展》《欧亚衢地:贵霜王朝的信仰与艺术》等亚洲主题展相比[3],近年来从“文物”提升到“文明”,为人类文明交流互融提供了东方智慧的启迪与滋养。

  一 亚洲文明的特色新知

    大约距今8000年-6000年开始,亚洲各地之间就有了长距离的接触,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从史前时代就起步于无垠的东亚草原,海上丝绸之路则起航于世界季风最显著的西亚港口。亚洲不仅历史和文化非常悠久,而且经济和文化水平曾经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各国的文物给我们带来了远方的知识信息,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突破了地域疆界的限制,开阔了传统的视野,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亚洲的文明,但形成的不是“亚洲观”而是“世界观”,不是时间经线或空间纬线,而是综合了亚洲之间与亚欧之间的交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谱系。

  图一阿富汗公元前3 0 0 0 至前2000年双牛银器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早期文明起步却屡遭战祸破坏的两个国家,将自己文物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一个是南亚的阿富汗,一个是西亚的叙利亚。

  阿富汗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的精品文物有蒙迪加克遗址出土的绘有长角羊高脚陶杯,巴克特里亚遗址出土的青铜斧头,法罗尔丘地遗址出土的两件壮牛装饰银器(图一)。这么早的文物确实罕见,都是南亚人类早期文明的代表物。而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出土公元2世纪玻璃花瓶(图二)、5世纪贴金泥塑佛首(图三),均是亚历山大希腊化后的艺术新创造。尤其是希腊—巴克特里亚是希腊马其顿人在今阿富汗地区建立的希腊化政权,留下的“希腊化”文物琳琅满目[4]。

  毗邻地中海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9200-前8800年漩涡纹黑石残件(图四),公元前8200-前7500年石雕动物像,公元前7500-前5500年矩形平托盘印章和三角形灰色平托盘印章,都是使人无法想象的远古文明回响。叙利亚玛丽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中期组装画(图五),乌加里特出土公元前2世纪后期彩绘马车陶罐,泰德穆尔出土公元2世纪石雕牌、纺织品、石灰石墓碑雕像等(图六),多拉奥布斯出土公元2世纪耳釉陶罐、公元1世纪罐状陶器女头像香炉和陶灯罩,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后期叙利亚乌加里特出土的黏土版和烤泥碑(图七),上面的文字清晰地印证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传承[5]。

  叙利亚出展的文物精品时代延续到了拜占庭时代和奥斯曼时期,透过器物的早晚对比,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反映了区域特征,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在双重维度上诠释了高度文明。

  与叙利亚毗邻的黎巴嫩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心备受瞩目的国家,黎巴嫩各地出土的文物琳琅满目,青铜时代的红陶杯、雪花石膏瓶,罗马时代的各类玻璃瓶、玻璃碗,尤其是著名的比布鲁斯出土青铜时代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灰石碑,黎巴嫩西顿厄舒蒙神殿出土公元前4世纪中期大理石雕孩童像(图八),黎巴嫩贝卡出土罗马时期(公元573年)祭祀神王朱庇特的高浮雕(图九),令人惊异不已,它们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露出面容。

  图二阿富汗巴格拉姆出土公元2 世纪玻璃花瓶

  图三阿富汗公元5 世纪贴金佛像

  图四公元前9 2 0 0 至前8800年的黑石残石,叙利亚大马士革博物馆藏

  图五叙利亚公元前2 5 0 0 年组装画

  图六叙利亚公元2 世纪墓碑雕像

  图七叙利亚公元前1 6 0 0 年泥板文书

  西亚的文物对东亚的中国人来说,比较遥远也比较陌生,可是展出的阿联酋沙迦国家博物馆藏公元1世纪阿联酋米雷哈(Mleiha)出土的银币以及迪巴希森(Dibba al-Hisn)出土公元1世纪德拉克马银币,表明当时货物交换进入贵金属货币时代,北濒波斯湾的阿拉伯半岛海上贸易非常频繁,对我们理解海上丝绸之路和“季风航线”非常有益[6]。

  阿联酋乌姆盖温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阿联酋泰尔·阿布拉克遗址出土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石圆筒印章、绿泥石容器,仅在公元1世纪就有艾杜尔遗址出土的青铜灯与宝石挂饰,迪巴(Dibba)出土的玻璃香水瓶、米雷哈(Mleiha)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末刻有铭文的石膏板(图一〇)以及1至3世纪石雕像、石罐、釉陶杯,都是阿拉伯区域的文明标志;特别是迪巴希森(Dibba al Hisn)和豪尔费坎(Khor Fakkan)等地出土13世纪至16世纪青花瓷器和青瓷盘,青花瓷常用的一种关键性材料(苏麻离青)就主要来自伊朗等地区,再次印证了中国和阿拉伯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文明的交往正是历史进步的证据。

  如果说作为一个亚洲人一定要看懂亚洲具有世界级的文明印记,恐怕不是易事,全面的观察也不可能通过几个展览就读懂看透,但是了解亚洲文明的特色,通过丝绸之路上文物所体现的文化符号和记忆印记,还是值得我们逐步反思的。

  图八黎巴嫩公元前4 世纪大理石童像

  图九黎巴嫩祭祀神王朱庇特高浮雕

  图一〇阿联酋公元前3世纪铭文石板

  二 亚洲文明的交融空间

    亚洲有着许多令人无限神往的艺术珍品,以往我们视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如今摆在眼前,犹如打开一扇扇暗旧门扉。通过重点展品见证,我们不仅了解了文物精品的精彩,更明白了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历史常常就在这些貌似无意义的小文物身上显出意义。

  印度是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达马巴德出土公元前1500-前1050年铜犀牛,站立在四轮车上,栩栩如生(图一一)。印度秣菟罗出土公元2世纪贵霜王朝斯基泰人头像(图一二)、沐浴女子像(图一三)、龙王礼佛饰板等等石雕,都是栩栩如生的秣菟罗印度本土艺术风格,真实再现了当时的人物形象,填补我们以往认识的空白。印度中央邦出土公元前2世纪巽加王朝的石刻乐师队伍,载歌载舞,细节生动。印度这种石雕艺术一直到公元10世纪都长盛不衰,菩萨像、天女像、坐姿象头神伽内什像等均为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7]。

  图一一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出土公元前1 5 0 0 年铜犀牛

  如果我们以文明流动的眼光来看,巴基斯坦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与印度一样坐标系上的殿堂。巴基斯坦美赫尕尔出土公元前3000年陶制女性雕像,摩亨佐达罗出土公元前2500-前1800年无头男性石像,瑙哈罗(Nausharo)出土公元前2600-前1800年涂饰陶罐(图一四),俾路支省宁道瑞 (Nindowari) 遗址出土公元前2600-前2300年库利装饰陶罐,巴基斯坦扎里夫科鲁纳出土公元前1000年陶制瓮棺,追根溯源,这些无疑都是文明交融的古典精品。

  图一二印度藏公元前2 世纪斯基泰人头像

  图一三印度公元2 世纪贵霜王朝泉中沐浴女士像

  过去我们往往注重的是大国的文化特色,对小国经常忽视,可是一些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有着悲痛的创伤史,对自己民族源头的历史文物格外珍视,除了血与火被征服的悲剧情怀外,也有对历史变迁的理性回味,如今的危机与过去的灾难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参展亚洲文明,是小国格外珍惜的亮相机遇。

  例如以制作彩陶闻名于世的亚美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Armenia),位于亚欧交界高加索地区,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的鸟型陶来通(图一五),彰显了其文明的脉络。其出土公元前10世纪至前9世纪的祭祀贮藏用陶罐,造型优美,题材精采。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的贮藏罐、盘子、香炉等都是彩陶的杰作,体现了这个国家精湛的工艺和成熟的美学。

  图一四巴基斯坦公元前2 6 0 0 年的陶罐

  又例如柬埔寨柴桢省罗密赫县巴萨克出土前吴哥时期(公元550-600年)石雕湿婆神的公牛南迪像、石雕毗湿奴立像,茶胶省吴哥波雷县寺院出土前吴哥时期(公元7世纪)石雕佛头,磅湛省出土的7世纪石雕蛇王纳迦护佛像,马德望市出土吴哥时期10世纪中期石浮雕门、石雕金翅鸟残片等(图一六),使人联想到当时国王委任与激励能工巧匠,依据佛教的信仰创作出文明的艺术[8]。

  历史上的“亚细亚大道”正是从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进入土库曼到伊朗,伊朗马什哈德历来是与印度、阿富汗和中亚的贸易中心,是丝绸之路的经济重镇。而向西伸张大不里士又是伊朗与高加索、土耳其的贸易中心,拜火教圣地。南北两线分别汇合,可以穿越小亚细亚半岛经过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进入欧洲,也可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叙利亚绿洲直达地中海。

  在丝绸之路这些干道上的国家汇集了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既改变了当年的历史进程,也积累了无数当时的珍宝,这正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艺术精品。土库曼斯坦有垂饰的女性饰品和首饰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阿塞拜疆巴库地区生产的织花地毯和“杰伊利(Jayirli)”品牌地毯以及羊毛盐袋,都是古代盛产的奢华物品,它们成为当地古代诗人们赞美的对象。

  哈萨克斯坦南部出土公元7世纪突骑施汗国铜币,由碎叶城和塔拉兹城发行,流通于从七河地区到粟特(今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广袤区域,铜币的一面是汗国的徽记,另一面刻有一圈逆时针排列的粟特字母突厥文铭文“神圣的突骑施汗国丹加”(图一七)。这些铜钱圆形方孔仿照中国铜钱的样式,不仅说明当时亚洲贸易经济圈的货币流通,也是贸易规模的真实写照[9]。

  图一五亚美尼亚公元前8 世纪鸟型陶来通

  图一六柬埔寨石浮雕门楣

  图一七哈萨克南部出土公元7 世纪突骑施汗国铜钱

  图一九塔吉克片治肯特出土公元7 世纪粟特文石刻

  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公元前3-前2世纪石质宗教仪式容器,即叫做皮克希达(piksida)器皿,深碗式容器里外均经过精心打磨,容器配盖三面都有十字形装饰纹,据说代表天地人(图一八)。片治肯特出土的20厘米长的公元7至8世纪鞋形石头,有三行粟特语铭文,琐罗亚斯德教战神韦雷斯拉格纳之子的名字出现了三次(图一九)。祆教作为波斯国教影响不止到中亚粟特地区,而且传播到中国,近年祆教石刻屡屡发现震动国际学术界。令人惊讶的是公元16-18世纪金属角钉盾牌上(图二〇),有5个角状钉的设计植根于祝福角历史,它们在战争期间保佑战士们获得胜利[10]。这种盾牌在中国很少见到。

  图一八塔吉克斯坦公元前3 至前2世纪宗教容器

  图二〇塔吉克斯坦16世纪角钉盾牌 下载原图

  图二一蒙古肯特县公元前3 至前1世纪青铜鍑

  图二二蒙古后杭爱省出土波斯银币(A)

  图二二蒙古后杭爱省出土6 世纪波斯银币(B)

  蒙古国家博物馆收藏展出的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即匈奴时期青铜鍑(图二一),是欧亚草原上常见的炊器,这种青铜鍑用于官方典礼,受草原文化影响,战国边境匈奴经常铸造此类器物。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太阳形状金箔装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青铜皮带扣,杭爱省霍坦县出土的公元745-840年回鹘汗国神兽纹建筑泥塑,后杭爱省海尔汗县出土的公元6-8世纪突厥汗国萨珊银币(见图二二),为胡尔索王一世(531-579)铸造(现伊朗阿巴兹城),可能是由粟特商人从中亚带到蒙古的,仿佛讲述着丝绸之路草原道上多方的贸易往来。千年来的大变局处处是历史的回响,草原丝绸之路接续的文明就是一步步传承前行[11]。

  号称亚洲“心脏地带”的中亚曾在漫长历史文明推进中起过重大张力作用,但随着频繁战争、人口迁徙、疆界巨变等,财富的磁石失去了吸引力,到海路兴起时,陆路失去了亚洲腹地与西方文明沟通机会,闭关锁国造成历史停滞不前,重心的偏离与转移预示着亚洲走向的衰落。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亚只是丝绸之路过往的中转站,不是亚洲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特别是10世纪以及近代以来亚洲遭受多次战乱毁灭,外来殖民者征服的沉重打击更使亚洲封闭落后,古代的贸易模式很快失去了活力,陷入孤立被动的隔绝中。亚洲命运多舛,提示我们“文明不应孤立”对现实永远有着关照的意义。

  三 亚洲文明的影响延伸

    亚洲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文物艺术精品保存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记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烙印都应该被尊重,每一个特征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独特气质的一部分。亚洲文明的艺术结晶,曾经被西方人视为神秘东方的收藏品,几个世纪来大量掠劫或投资疯买。但是亚洲文物也由此受到世界关注,包括其蕴含的学术价值。当我们把眼光由历史投向未来时,亚洲如何回应世界的挑战,如何以和平共享的方式重新缔结亚洲与世界的关系,增强亚洲文化自信,这才是我们要寻求的答案。

  西亚南部约旦考古博物馆藏约旦杰里科出土的约公元前16世纪妇女造型小水壶(图二三),公元前11-前10世纪猴子造型陶壶,公元1世纪纳巴泰风格石灰石神灵头像和纳巴泰语碑铭(图二四),公元531年描绘亚历山大里亚景观的马赛克装饰,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亚洲同时期或较晚艺术作品的形制。同样,沙特阿拉伯阿尔马卡地区出土公元前7世纪石雕动物头颈和石雕人像、头像,也为后来近东地区奠定了文化底色[12]。

  南亚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有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公元前2500年由秤臂、秤板、秤砣组成的铜秤,公元前3-前2世纪压印银币(直径3.3厘米,重5.8克)、公元5世纪笈多银币(1×1厘米,重1.6克),这些文物无论是度量衡还是流通货币,都是早期商业贸易必用的工具和方式,文明的延续和重构离不开商业贸易的经济支撑[13]。

  东南亚老挝国家博物馆藏老挝沙湾拿吉省出土史前时代的铜鼓,琅勃拉邦省出土史前时代星形石块,琅勃拉邦省澜沧王国时代木雕罗摩衍那原本。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印尼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出土公元8-9世纪铜佛像。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藏有许多华人使用的高跟珠鞋、娘惹服、峇迪布,直接反映了华人文化圈的影响。还有印度裔丰收陶罐、西塔琴等以及本地原住民玛赫玛丽族面具等藏品,均反映了族群沟通和民族融汇的深刻影响。

  东亚日本与中国有着一衣带水的密切关系,日本背靠太平洋唯一面向的大陆就是汉唐中国。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大阪八尾市恩智中町出土公元前2-前1世纪流水纹铜铎,日本群马县伊势崎市下触出土公元6世纪陶扛锹男俑竟然高达91.9厘米,群马县大泉町出土6世纪古坟时代的陶埴轮马(图二五),说明骑马风俗由大陆传入日本后,不是作为运输工具,而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和歌山县那智胜浦的公元7世纪铜鎏金菩萨半跏像,是连接中国佛教文化交流后的文明形式。12世纪平安时代的木胎着色天王立像,是根据空海大师从大唐请来的图像制成的。13世纪镰仓时代的木胎鎏金饰宝石阿弥陀如来立像,则是受中国宋朝独具特色的雕像艺术影响而做成的精品文物[14]。

  图二四约旦纳巴泰风格祭坛

  图二三约旦公元前1 6 世纪女性头像小水壶

  图二五日本群马县出土公元6 世纪埴轮马

  图二七韩国庆州市味邹王陵地区出土5 世纪陶角杯和角杯台

  图二六韩国庆州九政洞方形墓出土统一新罗时期胡人隅柱石

  图二八巴基斯坦刻有丘比特的绿片岩石

  丝绸之路的路网覆盖在朝鲜半岛上也非常明显,韩国中央博物馆收藏的新罗统一时期庆尚北道庆州市九政洞方形墓出土隅柱石,分别阳刻西域风格的狮子与守卫石墓的深目高鼻异国武士(图二六)。庆州市味邹王陵地区出土5世纪陶角杯和角杯台(图二七),源于游牧民族切断羊角、牛角制作使用的酒杯,即希腊语“来通”,在西亚祭祀礼仪中频繁出现,而在新罗、伽倻时期的坟墓中也出土不断。庆州市金铃冢出土6世纪琉璃杯,据分析是西亚制作后经丝绸之路流传的物品之一。5至6世纪在新罗王族、贵族阶层当中流行地中海沿岸传来的镶嵌玻璃珠,亦是经丝绸之路传入新罗的舶来品。

  朝鲜国立中央历史博物馆收藏高丽早期朝鲜黄海南道白川郡江湖里江西寺铜鎏金九面观世音菩萨立像,公元11-12世纪上半叶仙鹤祥云图案青瓷梅瓶,均来源于中国传统艺术,说明东亚虽然有着复杂政治关系,可是文化风格有着兼容并包的深深影响。

  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从南亚到东亚光照大千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了,巴基斯坦作为“佛国庄严”艺术起源地之一,这次展出有巴基斯坦斯瓦特出土公元1-3世纪刻有运送佛陀遗骨图样的绿片岩石板、刻有丘比特的绿片岩建筑面板(图二八),塔克西拉遗址出土公元3-4世纪粉饰灰泥菩萨头像,犍陀罗国遗址中部出土公元2-3世纪刻有佛陀和侍者的灰片岩雕饰带片, 灰片岩菩萨像、立佛像。这些文物见证了佛教东传的勃兴及演变历程,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东亚诸国的文化性格、精神面貌,使我们对佛教有了进一步从“画皮”到“画骨”的观察。

  可以说,一系列多国丝绸之路合作展览的亚洲文明,最大的学术价值就是让我们认知了自己的文化。东亚与西亚的两端文明需要重构,正像现代考古研究所表明的,中国的粟和黍一万年前就传至西亚,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彩陶也传至西域远至西亚地区,而西亚的小麦、绵羊、黄牛和冶金术也传入中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铜环等铜器,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小件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与中亚和西亚的铜器从形制和种类都别无二致,其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4100年[15]。至于欧亚草原风格青铜器和动物纹饰在甘青新疆地区的流行,4000年前来自中亚南俄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亦影响着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殊方共享》展示的图尔宾诺文化倒钩矛,证明发源于俄罗斯青铜时代的图尔宾诺文化,随着欧亚草原游牧部落进入到甘肃、青海、河南、陕西等中原地区。这种夏商时期的倒钩矛多有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倒钩矛,正是来自遥远草原的证据(图二九)。尽管有许多谜底还未完全揭开,但是呈波浪式的连续民族迁徙在最初人类接触后,开始发挥独特的文明贡献。

  四中国在亚洲的位置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从5800年至前3500年,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次亚洲文明展,中国拿出了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陕西省西安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浙江省杭州余杭瑶山出土约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约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陶盆,还有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东北郊贾村出土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西周)铜何尊,器内底部出现最早的“中国”文字记载。回溯这些文明的历史,不免深深感叹我们祖先的伟大,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人类文明在亚洲的起源。

  图二九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带钩矛

  中国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仅从文化遗产的标识物来说,湖北省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战国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衣袖,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的铜鎏金长信宫灯,甘肃省敦煌市马圈湾烽燧出土的西汉纸,如此等等,留下的印记分别代表了中国的丝绸、造纸、漆器、瓷器、建筑、服装、书籍、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对亚洲文明和全球进步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从丝绸之路视野观察,中国自张骞通西域后就打破了封闭的疆域,不断吸收了亚洲各国的物产、音乐、舞蹈、宗教、科技成果等等。展出的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的战国青铜错银双翼神兽,1984年新疆山普拉墓地出土东汉蓝地人首马身纹毛布和民丰县尼雅1号墓出土希腊丰饶角女神印染花布,宁夏固原西郊深沟村北周李贤墓希腊神话鎏金银壶,山西省大同市封和突墓出土正始元年(501年)波斯狩猎纹鎏金银盘,固原北周田弘夫妇墓出土拜占庭金币,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这些外来文明元素的文物,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也说明中古时代社会自身市场需求为驱动力,经济上的利润追逐也会带来文化之间的角逐竞赛,从而开始了互动的历史进程[16]。

  2000年以前,我们学术界主流还是强调自己文明的独立起源和发展,批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现在从早期新石器到明清时代的交流互动已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文明的成长壮大离不开互动互融。过去我们在西方“干燥的亚洲”“病夫的亚洲”误导下,只是粗略浏览亚洲往昔的姿容,对亚洲的历史轴线并不了解。现在急需补课,重新认识亚洲的文明,遗憾的是,中国现在有备案博物馆5354家[17],但是没有一座专门收藏亚洲各国文物或世界各国文化精品的博物馆。没有借鉴就没有交流,一系列有关亚洲文明的展览标志着我们开始有意识关注未知的亚洲周邻各国,大大延伸了丝绸之路外部世界的文化空间。为了展现文化双向交流的丰富多彩,展出有意识地突出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阿伊—哈努姆出土公元前3世纪滴水嘴兽,新加坡亚洲文明馆公元5-6世纪印度教毗湿奴的坐骑金翅鸟迦楼罗浮雕,沙特阿拉伯法奥地区出土公元前4世纪带有古也门字母题词的石雕方型香炉,亚美尼亚历史博物馆公元9-10世纪彩陶托盘,等等。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前收藏的上世纪黄文弼新疆考察团所得的兽足陶盆,第一次亮相展台,也是以前人们不知的丝绸之路考古发现的文物精品(图三〇)。真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规律。

  由历史理解现实,由现实触摸未来。可以说,亚洲的灿烂文明留下了熠熠印记,也留下了无数深层的文化密码,需要我们打开文物这一扇扇门窗,迎接大众去观察,去探讨其纪念碑性的意义。如果说亚洲文明的艺术精品升华了亚洲人的文明自豪感,有益于促进亚洲各国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路径继续吸纳历史的营养,那么唯有平等对待各类文明,不仅研究东亚、中亚、西亚,而且从全球史的角度观察丝绸之路和亚洲文明。正如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认为的,丝绸之路把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编织在一起,成为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18]。

  图三〇20世纪30年代新疆考察团发掘的兽足陶盆

  我们相信,通过近年来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显多彩高峰的展览平台,不仅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激发亚洲创新活力,而且将为亚洲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和整个人类发展提供精神支撑,让亚洲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向更加精彩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日]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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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德]施勒伯格著、范晶晶译《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中西书局,2016年。

  [8]广东省博物馆编《高棉的微笑-柬埔寨吴哥文物与艺术展》,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9][俄]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Christoph Baumer,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he age of the Silk Roads, Published in 2014 by London.

  [11]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

  [12]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

  [13][印]D.P.辛加尔著、庄万友译《印度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9年。

  [14][日]河添房江著,汪勃、山口早苗译《唐物的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

  [15] 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2日。

  [16]葛承雍:《丝绸之路的世界回响》,《艺术设计研究》2019年第1期。

  [17] 2018年统计,中国现有博物馆5354座,其中130座国家一级博物馆,286座国家二级博物馆和439座三级博物馆,约占全国博物馆五分之一;其中行业博物馆超过800家,非国有博物馆超过1400家。但没有一家以亚洲文明为主体的博物馆。

  [18][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图表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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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葛承雍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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