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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初探
2019年11月15日 16:35 来源:《俄罗斯文艺》 作者:傅星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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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是俄罗斯文化中“莫斯科与彼得堡”问题的艺术载体,是俄罗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人认为,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自诞生之日起,对话与互文关系就已确立。城市文本借城市神话来叙说,而城市神话又是城市本质的形而上学。作为完整的艺术系统,“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内在地生成二元对立、相融共生的动态平衡机制。随着两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俄罗斯文学中的“莫斯科神话”与“彼得堡神话”的象征意蕴在各自所属的城市文本中发生着“位移”和“变更”,它们内在地表现出“现代性”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传统的冲击和颠覆。

  关 键 词: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彼得堡文本”/诗学/现代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作为完整的艺术系统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彼得堡’题材研究”(项目号:12YJA752007)和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L11DWW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傅星寰,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俄罗斯文化中,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超出城市的地理范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对立的两极: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俄罗斯与欧洲,弥赛亚与敌基督等,从而构成了一直以来困扰俄罗斯的关于道路选择和民族身份认证等一系列重大的俄罗斯思想问题。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在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莫斯科与彼得堡在俄罗斯文化中所衍生的象征意义。他认为,“彼得堡代表着所有贯穿在俄罗斯人生活中的国外的世界性力量;莫斯科则昭示着所有本土积淀下来的,各种独有的俄罗斯民粹的传统。彼得堡象征着启蒙,莫斯科则意味着反启蒙;彼得堡遭到污染,种族混居杂交,莫斯科则是纯粹的血种和纯净的土壤。”[1](176)彼得堡的存在,永恒地与莫斯科发生着争论。彼得堡虽然觊觎着拥有莫斯科的特殊性,但其动机则另有原因。“彼得堡”这一城市之名显然是向“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发出挑战的,因为“圣彼得之城”只能是罗马。但从莫斯科的立场来看,“第四个罗马将不会存在”。

  俄罗斯文化中“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对峙在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文本”和“彼得堡文本”中已早有表现。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是亚·尼·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与亚·谢·普希金的《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在俄罗斯文学中,莫斯科与彼得堡是经久不变的对照。仿佛是莫斯科非此即彼的选择,彼得堡在19世纪成为被神话化了的莫斯科的反模式。彼得堡“仿佛是一座被赋予了反莫斯科特征的官邸,它只能作为俄罗斯的对衬”。[2](21)而莫斯科,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自己与彼得堡的对立,坚定地与这座北方的首都相抗衡。“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对峙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艺术主题,而且这一主题是通过自成一格的城市文本和城市神话来阐释的。

  一、莫斯科文本和莫斯科神话

  城市文本由城市神话所建构。所谓城市神话即是这样一种现象,通过它经常可以确认某一城市文化的独具一格的品性。在俄罗斯文学中较常见的城市神话包括莫斯科时空神话、彼得堡时空神话、维亚特卡时空神话、克里米亚时空神话、彼尔姆时空神话、敖德萨时空神话等。据学者塔·亚·阿尔巴托娃的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文本”诞生于18世纪的下半叶,即在米·德·丘尔科夫和米·科马洛夫的长篇小说创作中。[3](109)当然,说到18世纪出现的“莫斯科文本”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卡拉姆津所创作的一系列“莫斯科文本”。在他的感伤主义色彩浓郁的《苦命的丽莎》中,那种在19世纪中期“莫斯科文本”里常见的“村社乌托邦与城市梦魇”对立的主题已初露端倪。

  莫斯科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一部编年史中。据它记载,在1147年,罗斯托沃-苏兹达利王公尤里·多尔戈鲁基向他的同盟者、东乌克兰的诺夫哥罗德——谢弗尔斯克公国的公爵斯维亚托斯拉夫送了一份请帖,上面写道:“到我这儿来,兄弟,到莫斯科来。”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在1156年为莫斯科修筑了城墙。1177年,梁赞的公爵格列布“袭击了莫斯科并焚毁了整个城镇和所有的村庄”。[4](93)由此可见,莫斯科作为一个公爵居住的村庄或小镇应该出现于1147年前。自14世纪莫斯科的崛起、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的昌盛以来,莫斯科就一直作为俄罗斯的都城,它见证了东斯拉夫各部族由封建割据到中央集权的整个历程。这个过程又为俄罗斯文化中一系列“莫斯科神话”提供了养料。

  在“莫斯科神话”的编码中,很大一部分与它的地理形态和构成相关。编年史记载,莫斯科坐落在一片天然形成的如巨型大碗的洼地之中,周围有12座不高的山峦环绕。但据历史学家确认,莫斯科是由七座神奇的山丘组成。它们是波罗维茨、斯列坚斯科、特维尔、三头山、列弗尔托夫、沃罗比约夫和传奇的施维夫。[5](12)如此一来,围绕着莫斯科到底是由7座山丘还是12座山丘组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说法。其中,俄罗斯星相学就将莫斯科划归为金牛座的属性。这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奠基日(1147年3月28日,史上记载为1147年4月5日)恰好落在黄道带(Зодиак)的金牛座上(有人注意到在古克里姆林宫的三角形里有个牛头,即金牛座的象征),更因为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创建日期也是金牛座属性:即罗马建于公元前754年4月22日,而康斯坦丁堡则建于公元330年5月11日。[5](15)按照当代俄罗斯星相学家巴维尔·格罗巴的观点,莫斯科的不可替代性和宇宙性即由此构成。因为它是按照“七座山丘一条河”的原则建造的,它是一座“永恒之城”。这样的城市受到宇宙的保护且固若金汤。当然,与莫斯科相关的数字7与12的象征意蕴还可以在《圣经·启示录》里找到佐证。比如,《圣经·启示录》里有“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的说法,即是指“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那七个教会”。[6](276)除此之外,在东正教秘传中,数字7永远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魔法的数字,它意味着秘密、尚未认识的东西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同时,数字12又被认为可以提高莫斯科的地位和威望。在这样的神话里,莫斯科往往被描写成有如《启示录》里“天上的耶路撒冷”般的形象。《圣经·启示录》中所描绘的圣城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6](291)莫斯科被视为圣城在人间的模板,它四周被带钟楼的白色城墙包围。白颜色则是天堂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包括“中国城”的围墙都被粉刷成白色。正如《圣经·启示录》里称:“天上之城有一条川流不息的生命之河和一座花园,花园里的生命之树结着十二样果子。”莫斯科河也从城中穿过,在克里姆林宫对面,即莫斯科河的后面的察里津草地上坐落着沙皇的花园。这便是人工创建的“地上的天堂”。

  莫斯科如此的地貌和城市结构,我们可以借尤里·洛特曼的“城市符号学”理论加以阐释:“当一座城市在与周遭的世界中的关系中,就像一座坐落在尘世中心的教堂一般,那么,它首先表现出一种被理想化的宇宙模式来。”这样的城市,通常,“被置于‘大地的中心’。……耶路撒冷、罗马、莫斯科在不同的(城市)文本中正是作为某些世界的中心来看待的。它可以同时既作为天国城市的模型,又作为周边世界的圣地。”[7](208)这样的城市也被称为“同心城市”。“通常,城市的同心状态在符号学的空间里,是与处在高山之上(群山上)的城市形象相联系的。那样的城市表现为地与天的中介,在它周围集结着一些有关起源、发生嬗变的神话,它具有开始,但没有结束——这是‘永恒之城’。”[7](209)

  除此之外,莫斯科的大火也成为“莫斯科神话”中较为重要的构成元素。莫斯科曾遭受过无数次“火”的历练。历史上比较重要的记载共有四次。1812年的那场大火促成了这座城市的诸多骄傲。战争与大火的破坏,不仅使莫斯科成为“多灾多难”之城的象征,也使它成为俄罗斯最受宠爱的城市。俄罗斯热爱并怜惜着莫斯科,因为从莫斯科身上俄罗斯认出了自己。

  如此一来,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最基本的神话原型通常分为两类:一是有关起源的神话:即莫斯科起源于“七座山丘”或“十二座山丘”的神话和莫斯科作为“向心的”、“被护佑的城市”神话。二是关于末日论的神话:即莫斯科的“大火”。“火”的意象在莫斯科文本中往往衍生出两个向度的神话阐释:即莫斯科既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城”,又是象征“毁灭”的“大墓地”。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研究者们在言涉“莫斯科-彼得堡”的城市哲学时,最早提及了莫斯科城的“凤凰之名”:“在与罗马争夺优先权的斗争中,莫斯科逐渐书写了新的神话,它就是凤凰城”,“从灰烬中得到重生的旧首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8](64)这里喻指大火后的莫斯科像凤凰涅槃一样在烈火中重生。“凤凰城”因此而得名。有的文学家认为,莫斯科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莫斯科是俄罗斯传统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与浴火的凤凰有关。它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重振雄风的可能。

  “大墓地”一词出自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在其中,恰达耶夫特别强调说“大墓地指的是莫斯科”。作为俄罗斯思想界西欧派的杰出代表,恰达耶夫将充满着宗法制陈腐之气的莫斯科喻为死亡之城。在第一封信中,恰达耶夫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愚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它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在恰达耶夫看来,俄罗斯真是一无是处了。俄罗斯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处空白”,俄罗斯人“徒有基督徒的虚名”,甚至连俄罗斯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达耶夫视为一种“恶习”。“残暴的、凌辱异族的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9](35)《哲学书简》遂成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争论的导火索。在西欧派看来,莫斯科所代表的保守,“维护那些与俄罗斯的历史落后性联接在一起的民族生活的特征”,它“担心欧洲的技术机械、工业的发展”,它认为“与欧洲在形式上的相似的新社会可能戕害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让俄罗斯失去个性”,在这种陈腐保守的民族主义氛围里,莫斯科没有一丝生气,是一座“大墓地”,是“死寂的原子”,是“保守的庞然大物”。

  然而,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莫斯科神话”发生了本质的变形。当然,这主要与新政权对作家心灵的意识形态高压有关,与将首都重又转向莫斯科有关。从20年代开始,莫斯科神话又显现出两种形态:旧莫斯科被讽刺性地重新提起,当代莫斯科则被理解为乌托邦。在20年代,安德烈·别雷创作了有关革命前的莫斯科三部曲《莫斯科》,这个称谓无可避免地使人把那部他创作于1911年的《彼得堡》联系在一起。在这部小说里,所有过往构成“莫斯科神话”的东西都被颠倒了过来。取代“神圣”的莫斯科的是“万恶的、该死的莫斯科”、“站在地狱之上的莫斯科”;取代“家常的莫斯科”的是“小市民的”、“鄙俗的”、“肮脏的莫斯科”;取代“自然的、生气盎然、蓬勃壮大”的莫斯科的是“衰老的”、“病恹恹的”莫斯科。莫斯科仿佛是一个“肿瘤”:“莫斯科……是被自己不幸命运的丝袜捆绑了千年的老太婆”,它“突出来的瘤子,纠缠成密不透风的网络。”在这里,被祛神话化了的旧的、革命前的莫斯科,又被莫斯科的现代神话,莫斯科的科学技术乌托邦、莫斯科的科学幻想所补足。20年代的莫斯科神话往往与那些年的两个口号密切相关:即“要进行世界革命”和“要搞电气化!”[10](6)这两个思想要求文学的世界性激情,而作家们的创作甚至超出了这个社会订货。他们不仅把莫斯科描绘成全世界的,而且是全宇宙的。莫斯科的现代化不仅闪烁着英雄主义色彩,而且是一种梦想的设计。最能体现这种设计的是在二三十年代有关莫斯科的诗歌里对于地铁的赞颂。

  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正是20年代莫斯科“魔幻”乌托邦的通常语境。然而,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象征符号性的魔幻。这种魔幻使20年代的“莫斯科文本”往往具有两种固定的情节:一是被无产阶级大众所掌握的科学发明,二是集体劳动的思想体制。第一种情节在布尔加科夫的反乌托邦小说《孽卵》和《狗心》之中被典型地运用。

  “莫斯科神话”在布尔加科夫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在这里,莫斯科不再是耶路撒冷的模板,而是根本的对立。然而,在这一对立中,被特别强调的不是对新世界的期待,而是旧世界的衰朽。小说写道:在莫斯科“太阳被击成粉末”。城市毁灭了,仿佛变成了彼得堡一般的“虚空”。莫斯科神话和彼得堡神话就此合拢在一起:两座城市在精神上都是空虚的。

  二、彼得堡文本的出现及城市神话

  相对于莫斯科,彼得堡的历史则年轻得多。这个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都城,是俄罗斯打开的“面向西方的窗户”,它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历史上,俄罗斯由于没有出海口而阻碍了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成了彼得执政以前的几代帝王魂牵梦绕但难以除却的心头之患。彼得大帝上任伊始便决意冲破封锁,夺得出海口。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彼得大帝曾几次率部向把守着南部黑海出海口的土耳其发动战争,但屡遭失败。之后,彼得大帝又转向波罗的海沿岸寻求出海口,在与丹麦和波兰缔结了攻打瑞典的同盟之后,又与土耳其签订合约以便全力以赴向瑞典开战。几经征战,俄罗斯军队最终拿下了波罗的海涅瓦河上的芬兰湾出海口。1703年5月16日,彼得大帝下令在这块沼泽地上建设一座新的城市,这一天也成了圣彼得堡的生日。从此,“在波罗的海岸边建立的新都圣彼得堡成了新俄罗斯的象征,莫斯科则是旧俄罗斯的象征。”[11](211)彼得大帝希望他一手策划、亲自监督兴建的城市能够完全不同于东正教宗法式的莫斯科,而成为真正的欧洲城市,为此他邀请了众多欧洲著名的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参与这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因而,彼得堡这座城市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日后的扩建都体现着欧洲现代文明的理性精神——和谐规整。从此之后,彼得堡就被当做俄罗斯追随欧洲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思想的体现。

  彼得堡自建成以来,一直作为俄罗斯的首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罗斯出现反日耳曼情绪,沙皇政府遂将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1924年又将市名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市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城市名称的变化,仿佛是一场因果轮回,浓缩了彼得堡的历史变迁,同时它们也为俄罗斯文学的“彼得堡文本”提供了不同的神话代码。与莫斯科的“大火”不同,现实的彼得堡则经历了无数次“洪水”的洗礼。历史上较为重大的“洪水”,分别发生在1777年,1824年和1924年。

  尽管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反映“彼得堡”题材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是作为最典型的“彼得堡文本”当属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其中,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可视为“彼得堡文本”的诞生。相对于“莫斯科文本”,“彼得堡文本”更早成为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关注的对象。“彼得堡文本”正式成为一种科学术语是在1984年。当时《符号学系统研究》(第八期)刊载了两篇文章:即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托波洛夫的《彼得堡和俄罗斯文学的“彼得堡文本”》以及尤里·洛特曼的《彼得堡的象征和城市符号学问题》。在这本《符号学》文集的前言里,尤里·洛特曼写道:“这本文集中的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性,即彼得堡一方面被视为文本,另一方面又作为产生文本的机制。对于这座包含文明历史的城市的研究,自然是把它当作自成一格的文本来考察的。……彼得堡,这座城市的历史,象征存在先于物质存在,代码先于文本。”[12](3)那些与彼得堡相关的传说,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城市氛围,它素有的符号与对它的期待和预感密切相连。它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反映。一方面,彼得堡是一座俄罗斯最欧洲化的城市,是所有俄罗斯城市中最合理性的城市;另一方面,它其中又有很多非理性的,表现在彼得大帝的构思和它的存在形式素有的矛盾上。这些矛盾大多都在俄罗斯文学的彼得堡文本中固定下来。

  彼得堡的矛盾符号自其诞生之日起便被提及。有关“彼得堡将成为一片虚空”的预言早已在俄罗斯家喻户晓,这个预言与某些长老所预言的“彼得堡将葬身水中”的传闻有着内在的联系。后来这些末日论预言不断发酵,又表现为分裂派教徒有关彼得是敌基督者,他的城市必遭灭亡的传言。所有这一切已经构成早期彼得堡神话的最重要元素,它们不无改变地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演变,最大限度地确定了俄罗斯文学的彼得堡文本的代码。

  如同城市可以处于世界的中心一样,它也可以处于世界的边缘。如果处于世界中心的城市被称作“同心城市”,那么,偏离中心的城市就可以被称作“离心城市”。彼得堡就是这样的“离心城市”。“离心城市往往坐落在文化时空的‘边缘’:在海岸、河口。在这里,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是‘大地与天空’的对峙,而是‘自然与文明’的对峙。这种违背了大自然所建造的城市正处于与大自然的斗争之中,这使得这样的城市获得了两种阐释的可能。一方面,它是作为理性对于自然力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则作为对自然秩序的歪曲。[12](30)围绕着城市的这一属性将集结着一些末世论的神话,它们暗示着毁灭。因此必遭灭亡的命运和自然力的胜利将成为彼得堡城市神话学中不可置换的主题。

  在彼得堡神话中,有关城市在自然力与文明的永恒斗争必遭灭亡的思想是以水与石头的对立来实现的,因为彼得堡的石头不是自古以来就矗立在自己的土地上,而是“舶来”的,经过打磨和被人工化的。正如尤里·洛特曼所言:“彼得堡的石头是赝品,而非大自然的现象。”因此,石头、悬崖、峭壁在彼得堡神话中并非作为通常为人所熟悉的具有抵御风浪、不可动摇、坚韧不拔的特征,而是作为混乱的反自然的特征出现的。

  城市,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可以与它周遭的大地处于一种双重的关系之中:它不仅与国家类质同象,而且还体现它,成为它某种意识形态的化身。彼得堡作为彼得大帝的杰作,其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的产物。因此,彼得堡就赋有抽象与实体、俄罗斯与西方的双重气质。首先,这座建立在沼泽地上的现代都市,不但表现出物质上的“不发达”,更显现出精神上的缺陷。在现代化进程中,彼得堡一切富有生命的东西都逐渐凝固成钢筋水泥般的坚固和冰冷,进而抽离了“实体”变成了一座“影子之城”,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说,彼得堡是“世界上最抽象的预设城市”。其次,彼得堡由于受到彼得大帝的牵连,这座“敌基督”者所建造的城市同样受到上帝的诅咒,成为一座“罪恶之都”。然而,无论是“影子之城”还是“罪恶之都”,彼得堡毕竟还是俄罗斯的都城,因此在民族危难时刻,它总能激发出俄罗斯民族的向心力,担当起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重任,从而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变成一座“孤独的英雄之城”。[13](66)因此,俄罗斯文学的彼得堡文本正是通过不同的城市神话将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和价值更迭,以及它所背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悖论表征了出来。

  彼得堡文本以“彼得堡神话”为基础。“彼得堡神话”填补了彼得堡城市历史的空白,模糊了彼得堡的真实与神话的界限。正如尤里·洛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彼得堡由于“历史的缺席,致使神话学蓬勃发展。”[12](31)尽管“彼得堡神话”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是“彼得堡文本”最核心的城市神话,即起源的神话,即诞生在虚无之中和末日论神话,即水中的死亡。而所有其他的“彼得堡神话”都以此为前提。

  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便是这两个神话的最完美的融合。在这首长诗里,鲜活的生命被洪水淹没,而没有生命的“青铜骑士”却离奇复活,它疾驰在城市的街道上,追逐着可怜的“小人物”叶甫盖尼。在这里,普希金不仅表现了有关这座城市诞生于虚无中的主题,更暗示了它未来必遭毁灭的命运。

  作为一座象征之城,彼得堡需要不断地重新编码以勾勒自己城市形而上学的图谱。“彼得堡神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发生了改变。列·陀尔戈波洛夫在其专著《彼得堡的神话与它在世纪之初的改变》(1977)中指出:“彼得堡日益临近、注定灭亡的主题成为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文学的共同章节。”[14](165)在苏联时代,“彼得堡神话”则以一种原创的地域性思想,将以往“黄金时代”的彼得堡与苏联行政管辖州的彼得堡进行比照。如此一来,几乎所有彼得堡神话的精髓都与“莫斯科-彼得堡的”对峙相关。在当代,“彼得堡神话”又显现出极具现代性意味的“弥赛亚思想”以及“莫斯科与彼得堡的文化场域的有意识地接近”。[15]

  三、“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的对话与互文

  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自诞生之日起,对话与互文关系就已确立。城市文本借城市神话来叙说,而城市神话既来自城市的物质实体又凝聚了城市精神实体的符码意义,它们是城市本质的形而上学。作为完整的艺术体系,“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内在地生成二元对立、相融共生的动态平衡机制。随着两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俄罗斯文学中的“莫斯科神话”与“彼得堡神话”在各自所属的城市文本中虽然其象征意蕴发生着交替变更,但整个系统的内在结构则较为稳定。

  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和“彼得堡文本”中的城市神话表现为“俄罗斯思想”在文学中意义建构的符码,在俄罗斯作家们对“莫斯科-彼得堡”城市意象所传达出的林林总总的“个体感知”中凝聚着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价值评判。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虽然莫斯科与彼得堡同是俄罗斯民族的“家园”和俄罗斯帝国象征,但是他们不同的缘起和历史来路决定了他们的不同的精神品格。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神话”和“彼得堡神话”镌刻着俄罗斯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记忆,它们是俄罗斯有关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村社乌托邦与城市梦魇”对峙的象征。随着两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俄罗斯文学在表现与民族意识形态相关的“莫斯科文本”和“彼得堡文本”中基本的神话类型和模式也发生着价值意义的交替变更。在表现卫国战争题材或“冷战”题材的文学中,彼得堡城市意象“独孤的英雄之城”则突出强调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强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围剿中的傲然和抗衡姿态,这与“彼得堡神话”中初始的城市形象——“影子之城”、“罪恶之都”等意蕴相左,潜藏着位移着“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帝国意识;而以往作为民族意识形态和传统象征的莫斯科城市意象,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中则更多地回避采用“第三罗马”的强势象征,通常采用较为肃杀萧条的“大墓地”作为城市的精神之象,反映出俄罗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侵袭下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的式微。当然,在俄罗斯文学中“莫斯科文本”和“彼得堡文本”中的城市神话模式的“变更”和“位移”现象较为复杂,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艺术文本中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变更”和“位移”都内在地表现出“现代性”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传统的冲击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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