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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美国化的开端与影响 ——《理查三世》传入美国的历史语境及本土化回应
2019年11月15日 16:56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范方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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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的输入与传播是美英两国早期文化交往史上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美国戏剧实现民族化的主要借镜。美国与英国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着密切渊源,英语又是两国的共通语言,从表面上看,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出现传播热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事实上,在莎士比亚戏剧流传于美国的历史进程中,从一开始就是与美国本土的政治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情状密不可分的,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莎士比亚戏剧美国化的倾向。其开端就是《理查三世》在美国戏剧舞台上的风行。《理查三世》不仅成为当时美国反对英国君主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宣传利器,而且促进或催生了美国建国前后的爱国主义戏剧创作。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戏剧寻求自身的民族性过程中,美国的本土演员最初都是以出演《理查三世》开始演剧生涯的,并且凭借他们成功地演出了包括《理查三世》在内的众多莎剧作品,在演剧方面为美国戏剧民族性的最终确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 键 词:莎士比亚戏剧美国化/《理查三世》/历史语境/本土化回应

  作者简介:范方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师,被公认为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戏剧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在英国自17世纪起成为海上霸主、开启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之后,莎士比亚戏剧作为英国文化的骄傲和英语写作的典范,既为英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最重要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来自英国的剧团和演员们去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时最常演出且最为拿手的剧目。在美国,莎剧的最早演出记录,虽然在1730年就由纽约的一群业余人员在一次娱乐活动中组织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由职业演员首次在剧场正式演出莎剧,是1750年5月5日由演员兼经理人托马斯·凯恩(Thomas Kean)在纽约的纳苏街剧场(Nassau Street Theatre)首演的《理查三世》,而这也通常被美国戏剧史家们看作是莎剧在北美殖民地正式演出的新纪元。根据美国学者拉尔夫·莱斯利·拉斯克(Ralph Leslie Rusk)对莎剧在美国早期戏剧发展阶段各剧场的演出场次的统计,在19世纪中叶之前,莎剧在全美剧场演出的总场次中占比高达四分之一,其中位列首位且最受欢迎的也是莎氏的历史剧《理查三世》。①那么,在莎士比亚众多的戏剧作品中,《理查三世》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剧作?它为何能够最早风行于美国的戏剧舞台,其对美国早期戏剧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一、《理查三世》的主要内容以及它在莎士比亚整一性的历史剧创作中的结构关联

  《理查三世》是莎士比亚于1592年创作的取材于英国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的两大支系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争夺英格兰王位的血腥内斗的系列历史剧中的一部。②理查三世(Richard Ⅲ,1452-1485)本名理查·金雀花,出身约克家族,哥哥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1483年爱德华四世驾崩前封弟弟理查为护国公,原本是寄望他辅佐年幼的爱德华五世执掌英国国政,未料理查不久就罢黜并囚禁了侄儿爱德华五世,自己取而代之,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但仅仅在位两年,就被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都铎(即后来的亨利七世)和反对他的国内贵族势力联手起兵反叛,理查三世兵败身亡,成为金雀花王朝的末代国王。在历史上,理查三世尽管因为在谋夺王位的手段上引起争议,③但公允地讲,他在执政上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也算是有一些积极作为的,④然而,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里,理查被塑造成一个从外在形象到内心世界完全扭曲和变态的恶魔化身,尽管理查在哥哥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信任与提携下,已经位列名高权重的葛罗斯特公爵,但他的个人野心却是要登上本不该属于他的英格兰国王的宝座。理查清楚地知道,现任国王爱德华四世健康状况恶化,将不久于人世,而排在他前面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人选,除了爱德华四世之子爱德华直接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即爱德华五世)之外,还有自己的三哥克莱伦斯公爵、前任国王亨利六世的儿子小爱德华,以及他们可能生出来的子子孙孙,一个个都在候补着国王的位子,这些人都是他想成为英格兰国王的障碍。为了实现他个人篡夺王位的疯狂欲望和政治野心,理查决定不择手段,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坏事做尽,将他们一一除掉,在他通往英格兰王座的道路上,铺满了王亲国戚、大臣贵胄,以及众多无辜臣民的尸体。在登基之前,理查故意做出假仁假义之举,表面上对外宣称自己德不配政、无意王位,暗地里却指使亲信在民众间为他制造万民拥戴的假象,最终假装服从于上天垂青和民众期待,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王冠加冕,成为英格兰新王理查三世。然而,在获取王位之后,理查很快就暴露了他的薄恩寡义、冷酷无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专制暴君的真面目,他的血腥杀戮和专制暴政在英国国内弄得天怒人怨,激起了他在国内的敌对政治势力和广大民众的起兵反抗,他本人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战败身亡的可悲下场。总之,在莎剧《理查三世》里,理查王是一个灭天理、绝人性、充满了疯狂暴行的专制魔王,因其在剧中以驼背跛足的外貌示人,故被人形象地称为“驼背的暴君”。

  然而,《理查三世》在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中并非是独立存在的。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最先是从历史剧开始的,他的首部剧作就是创作于1590年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篇,次年又完成了《亨利六世》上篇和下篇的写作。在《亨利六世》下篇里,理查这个人物就已经出现,并且占了不小的篇幅:他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的皇亲约克公爵之子,由于母亲对胎儿养护不周,他生下来就是一个身体畸形驼背跛足不招人待见的怪物。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怨恨的理查,成为一个六亲不认、仇视一切、心狠手辣、充斥极端个人野心的恶魔:“我在世界上既然找不到欢乐,而我又想凌驾于容貌胜似我的人们之上,我就不能不把幸福寄托在我所梦想的王冠上面。在我一生中,直到我把灿烂的王冠戴到我这丑陋的躯体上端的头颅上去以前,我把这个世界看得如同地狱一般。……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还有好几个人构成我的障碍。我在争夺王位的时候饱尝了许多困苦……我一定要摆脱这些困苦,不惜用一柄血斧劈开出路。”⑤而这基本上就已经预示了紧随《亨利六世》下篇之后写作的《理查三世》的剧情发展脉络,由于剧情内容直接衔接且创作时间相近,《亨利六世》上、中、下篇与《理查三世》联结在一起,组成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第一个“四联剧”。不仅如此,《亨利六世》的上篇和中篇,除了多次宣扬亨利六世的父亲亨利五世统治英国的丰功伟绩之外,还特别追溯了亨利六世的祖父兰开斯特公爵亨利·波林勃洛克当初篡夺合法继位的爱德华三世之孙理查二世的王位自己加冕为亨利四世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属于爱德华支系的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为争夺英格兰王位进行的你死我活的血腥内斗,莎士比亚后来在1595-1599年间把这部分内容创作完成为他的第二个历史剧“四联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按照西方莎学专家们的考证,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一共十部,除了《约翰王》反映的是英国更早期的历史(1199-1216),以及对是否为莎氏所作的《亨利八世》存有争议之外,上述两个“四联剧”的八部剧作就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体内容,并形成了非常有趣的架构:在剧作的创作时间上,《亨利六世》上、中、下篇和《理查三世》完成在先,是莎氏历史剧的“第一四联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写作在后,是莎氏历史剧的“第二四联剧”,但是,前后两个“四联剧”所反映的史实顺序,却是完全颠倒过来的。英国20世纪的学术大家蒂利亚德(E.M.W.Tillyard)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一书中分析指出,莎士比亚是一位拥有丰富学识的戏剧天才,他取材于英国编年史的历史剧,在吸纳了西方从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表达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使用结构复杂的系列历史剧形式,展示了他对自己所身处其间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世界秩序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解读,即在戏剧形式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是由两个在内容上可以相互衔接的“四联剧”构成的,分别是最先开始创作的由《亨利六世》上、中、下篇和《理查三世》组成的第一个“四联剧”,以及后来创作的由《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组成的第二个“四联剧”;而在戏剧主题上,两个“四联剧”既各有侧重,前者展露的是王权及社会各阶层的“失序与混乱”,后者着重探讨的是如何消除无序与纷乱,让秩序得以恢复和重建,又前后衔接,“两个四部曲形成了一个……集合体,……莎士比亚自己也宣称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它们都)强烈地表现出莎士比亚对秩序或阶层的意识。在内战的所有混乱背后并且因为这种混乱而更加珍贵和重要的是一种信念:这个世界是永恒法则的一部分,俗世的沧桑变化……是一种更伟大和更持久结构的一部分”。⑥在蒂利亚德看来,莎士比亚历史剧在形式和主题上的这些特点,在两个“四联剧”中的压轴之作——《理查三世》与《亨利五世》上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们不仅在戏剧结构上属于各自的“四联剧”中的总结部分,而且在主题内容上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前者汇集了英国政治阴谋的庞杂场景,主人公理查三世是一个“恶人国王”,集中了一切邪恶的暴政模板,后者则聚焦于英国理想君主的丰功伟业,主人公亨利五世是一位“英雄国王”,代表了国王美德的样板和典范。因此,相较于《理查三世》属于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历史剧,蒂利亚德更为看重他所称谓的莎士比亚历史剧“终结篇”的《亨利五世》,⑦认为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了莎士比亚可以媲美但丁、弥尔顿的“广阔的智慧和思考的力量”,而且在戏剧类型上有着独特的贡献,“莎士比亚将编年史戏剧变成一种独立的真正的戏剧类型,而不只是悲剧的附属品。……《亨利五世》……在此类创作的尾声阶段,成为转向真正悲剧的过渡”。⑧应该说,蒂利亚德始终强调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是一个整体,反对把其中的一部剧作从整体中割裂出来进行单独评论,而这基本上代表了西方莎学界对于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研究共识。非常有意思的是,蒂利亚德在论及《理查三世》时特别指出,把它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进行评价难免会出现偏差,“这部剧只有作为其他三部剧(即《亨利六世》上、中、下篇)的续篇才具有自身的价值,它们之间关系紧密”。⑨但在莎剧于18世纪开始登陆美洲大陆以后,引人注目地呈现出了《理查三世》与莎士比亚的其他历史剧脱离关联并单独地风靡美国早期戏剧舞台的文化现象。

  二、《理查三世》风靡美国戏剧舞台的历史语境及对美国早期戏剧创作的影响

  北美大陆原本是土著印第安人的故土,但自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现所谓“美洲新大陆”之后,从16世纪开始,来自欧洲的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这里,通过屠杀、驱赶当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由欧洲白人统治管理的殖民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于1607-1733年间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建立的十三州殖民地。18世纪中叶,英国为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控制,使之成为大英帝国永远的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不断向各殖民地增加税收,并实行高压政策。英国对于各殖民地的蛮横统治及经济剥削,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与不满情绪,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开始酝酿着脱离殖民地宗主国的独立运动,而莎剧《理查三世》登陆并风行于北美大陆恰好是从18世纪中叶之后开始的,此时在北美的英属各殖民地与其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紧张、对立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学者金·斯塔戈斯(Kim C.Sturgess)在其专著《莎士比亚与美国》(Shakespeare and the American Nation)中指出,北美殖民地的精英们和广大民众反对英国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如同他们后来在《独立宣言》中所宣扬的要捍卫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自然权利,反对英国君主制的专制统治,借以表明他们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正当性。因此,从18世纪中后叶开始酝酿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直到北美独立革命胜利美国建国成功,甚至是到了19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与英国之间爆发“第二次独立战争”,⑩把英国丑化、具象为代表了君主制的专制与残暴的反面典型,同时把自己美化、形塑为反抗专制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正面形象,成为美国这一历史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宣传,以及凝聚美国社会以反对英国为舆论导向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莎剧《理查三世》无疑成为英国人自我展示或揭露其君主制暴政恶行的一个绝好范例,因为相较于莎士比亚的其他剧作,它最集中地表现了英国君主制的傲慢、腐败和不道德的罪恶本性,“《理查三世》是这一时期在北美的戏剧舞台上被演出最多的,……它成为反对英国君主专制的一个有力又便捷的‘口头’随笔,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不经意间为美国反对英国君主制的宣传者们提供了一柄利器”。(11)为了说明这一点,金·斯塔戈斯特别举出了莎士比亚的另一部历史剧《亨利五世》在美国演出时由于在内容上表现的英王亨利五世的英雄形象“过于挑衅”美国观众的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正确而遭受抵制和失败的例子,(12)并强调指出:造成莎剧在美国的接受或流行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的原因,绝非是出于戏剧本身的艺术欣赏,而是基于当时美国社会反对英国的政治考量,“不光是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任何与英国有关的事情都成为美国公众表达民族主义热情的对象物,不管英国的形象是正或反,都能挑起美国公众的敌对反应”。(13)所以,归根结底,导致《理查三世》单独风行于美国早期戏剧舞台的根本原因,就是它契合了美国在独立战争前后所形成的反对英国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氛围或时代语境。

  然而,我们绝不应就此把《理查三世》在美国的风行简单地贬斥为反对英国的宣传工具,因为尽管其最初流行美国时在主题内容上被赋予了反对英国的政治意味,但是它在美国早期戏剧舞台上的频繁上演,也在客观上促成了来自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本土的流行,无论是对美利坚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还是对于美国早期的戏剧创作,都产生了非常重要和正面的影响。《理查三世》作为揭露英国君主制暴政的政治样板剧最先在北美大陆流行,受到美国公众和评论界的热捧,其对美国早期戏剧发展的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或催生了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题材或主题的美国本土戏剧创作热潮,其中,有代表性的剧作有约翰·里柯克(John Leacock)的《英国暴政的衰落,或美国自由胜利》(The Fall of British Tyranny;or,American Liberty Triumphant,1776)、休·布拉肯里奇(Hugh H.Brackenridge)的《蒙哥马利将军在魁北克围城战中的死亡》(The Death of General Montgomery at the Siege of Quebec,1777)、罗伯特·曼福德(Robert Munford)的《爱国者》(The Patriots,1777)、罗耶尔·泰勒(Royall Tyler)的《对比》(The Contrast,1787)、萨莫尔·劳(Samuel Low)的《愚蠢的政客》(The Politician Out-Witted,1789)、威廉·希尔·布朗(William Hill Brown)的《保卫西点,或阿诺德的叛国》(West Point Preserved;or,The Treason of Arnold,1797)、威廉·邓拉普(William Dunlap)的《说真话与羞辱恶魔》(Tell the Truth and Shame the Devil,1797)和《安德列:一部悲剧》(Andre:a Tragedy,1798)、约翰·达利·伯克(John Daly Burk)的《邦克山,或华伦将军之死》(Bunker-Hill;or,The Death of General Warren,1797)、格瑞斯(C.E.Grice)的《新奥尔良之战,或荣耀、爱和忠诚》(The Battle of New Orleans;or,Glory,Love and Loyalty,1816)、詹姆斯·埃利森(James Ellison)的《美国俘虏,或围攻的黎波里》(The American Captive;or,The Siege of Tripoli,1819)等等,这些剧本的主题集中地表现了美国反抗英国暴政,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英勇行为,以及最终战胜强敌赢得胜利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需要指出的是,金·斯塔戈斯在《莎士比亚与美国》中论及这一时期的美国爱国主义戏剧创作时,只是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反对英国的政治偏见的时代产物,“(它们)滋养和鼓励了美国公众的反英情绪,这种对于英国的制式宣示,配上美国人自以为傲的沙文主义,制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氛围……美国观众开始期待戏剧或剧作家能够给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娱乐,即便莎士比亚的戏剧在美国独立之后已经吸引了大量观众,表现英国的荒谬可笑仍然是美国戏剧的常套”。(14)但是,更多的美国学者则是从正面肯定了此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戏剧创作对于美国早期戏剧的积极影响,比如,美国知名的戏剧史家詹姆斯·费雪(James Fisher)在《美国戏剧历史词典·开端》(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Theatre Beginnings)的前言部分概述美国早期戏剧发展史时就指出,美国在独立革命前后所出现的爱国主义戏剧创作,尽管在戏剧模式和风格上没有摆脱英国戏剧的影响,并且在戏剧的创作水准上也存在明显不足,但它们是美国获得国家独立后第一次由美国本土剧作家创作出的反映美国题材的剧作,代表了“新创生的美国戏剧”的真正开始;(15)另一位美国戏剧史家尤尔根·沃尔特(Jürgen C.Wolter)也在其编撰的《美国戏剧的黎明》(The Dawning of American Drama)一书中指出,在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之后,戏剧对于这个新近成立的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形塑功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创作于此一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戏剧,不仅表现了美国自身的人物与事件,而且激发了美国公众的爱国热情,被公认是“建构美国国民性”的重要工具,并特别强调,美国的爱国主义戏剧所宣扬的民族主义,“不是文化沙文主义的同义词,而是用来凸显有别于英国的‘美国民族精神’……描述了美国的‘思想与经验的新启示’,并且深受美国民主的启迪”。(16)这对我们正确地认知和评价这些在美国立国前后特定历史语境下出现的爱国主义戏剧对于美国早期戏剧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理查三世》的美国演剧明星及其在演剧层面对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作用

  美国建国之后,如何建立独立于包括英国文化在内的欧洲文化之外的、能够代表美国的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美国文化,一直是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无法回避并孜孜以求的文化目标。1820年,在美国赢得与英国之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英国人希尼·史密斯(Sydney Smith)针对美国文化提出了一个著名疑问:“放眼这个星球,有谁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或去欣赏一出美国戏剧?抑或是去看一幅美国画或雕塑?”(17)应该说,希尼·史密斯的问难不可避免地带有前殖民宗主国的强势文化心态,对弱势的美国文化充满了不屑与嘲讽,但在客观上而言,他提出的问题也的确是戳到了美国文化的致命痛处。在詹姆斯·费雪看来,美国的早期戏剧在确立自身的民族戏剧特征方面,尽管在戏剧创作上一直不尽人意,(18)但是在戏剧表演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艺术成就,其中,与出演《理查三世》直接相关的代表性人物就是19世纪美国剧坛上最为著名的布斯父子——朱尼厄斯·布斯(Junius Booth)和爱德文·布斯(Edwin Booth)。

  朱尼厄斯·布斯(1796-1852)出身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律师家庭,1813年开始职业演剧生涯,并于1817年搭档莎剧明星爱德蒙德·凯恩成功地演出了《理查三世》,成为伦敦老牌的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和科文特花园剧院(Covent Garden Theatre)的希望之星。1820年朱尼厄斯·布斯身陷婚外恋丑闻,抛妻弃子,带着情妇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凭借成功地出演《理查三世》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在英国,朱尼厄斯·布斯常被视作是爱德蒙德·凯恩的模仿者,加上他在个人私生活上名声不佳,他在英国并不受对他含有敌意的公众和评论界待见;而在美国,他演出的《理查三世》却深受美国公众和评论界的肯定与好评,美国评论界一致认为,他在演艺上完全胜得过爱德蒙德·凯恩。朱尼厄斯·布斯曾经成功地出演过多部莎剧中的角色,其中,除了众所熟知的《理查三世》中的理查王之外,还有美国的戏剧评论界里经常提到的《奥赛罗》中的伊阿古、《李尔王》中的李尔,以及《裘力斯·凯撒》中的卡修斯等,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是19世纪中叶之前的美国戏剧表演尤其是莎剧表演的领军人物之一。

  爱德文·布斯(1833-1893)是朱尼厄斯·布斯的儿子,按照美国学者但尼尔·沃特迈耶(Daniel J.Watermeier)在《美国悲剧演员:爱德文·布斯的一生》(American Tragedian:The Life of Edwin Booth)一书中的考证,早在1846年秋天,年仅13岁的爱德文·布斯就跟随父亲开始了演剧生涯,(19)但爱德文·布斯本人坚称自己的职业首演是1849年9月10日在波士顿博物馆为父亲主演的《理查三世》中充当一个信使的小配角,并就此作为父亲的帮手,陪伴父亲在全美各地巡回演出。在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朱尼厄斯·布斯把爱德文·布斯带在身边,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演出机会,并且能够向他亲身传授表演技艺,而真实情况却是,朱尼厄斯·布斯早已身陷严重酗酒的恶习无力自拔,时常因为贪杯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止,即便是在外面巡回演出期间,他也会偷偷跑去酒吧喝酒,让人找不到他的踪影干着急,或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喝得烂醉,不省人事而无法登场表演,爱德文·布斯跟在父亲身边,除了作为配角配合其演出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在生活上监督、关心自己的父亲,以免他喝酒误事伤身。1851年4月5日,朱尼厄斯·布斯因为生病不能履约在纽约的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出演《理查三世》,临时让儿子爱德文·布斯替代自己登场,后者不负众望,成功地演绎了父亲最拿手的角色——理查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欢呼。此后,爱德文·布斯又陆续成功地出演了多部莎剧中的角色,如《李尔王》中的埃德加、《威尼斯商人》中的葛莱西安诺以及《麦克白》中的麦克德福等,迅速地成为继爱德文·弗里斯特和朱尼厄斯·布斯以后美国戏剧舞台上令人瞩目的后起之秀。1852年10月,已经打出自己名声的爱德文·布斯离开父亲,加盟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巡回演出剧团,寻求个人的演剧事业发展。不料,在他参加巡回演出的途中,就接到了父亲朱尼厄斯·布斯在去新奥尔良演出的轮船上感染病菌亡故的噩耗。父亲的意外去世,让爱德文·布斯陷入了他本人所说的哈姆雷特式的永失父爱并且悔恨自责的巨大痛苦之中,“在后来的生活里,爱德文·布斯多次提到他父亲鬼魂般的声音在坟墓之外跟他说话,就好像是老哈姆雷特国王和哈姆雷特王子那样”,(20)而且由他本人所主演的剧目,也非常明显地从《理查三世》转向了《哈姆雷特》,并在以后的数十年的时间里,把演出《哈姆雷特》变成了自己的一张“最强名片”。(21)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美国自18世纪建国之后一直推行向西部扩展疆土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1830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颁布《印第安人迁移法》,把印第安人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以后又通过购买和战争的手段,至19世纪中叶已经完全夺取了西部的广袤土地,来自美国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南方的种植园主,以及大量的移民冒险者,蜂拥来到西部追逐土地占有权和各自经济利益,不仅造成了美国白人政府、军队对于土著的印第安人的野蛮驱赶和暴力镇压,而且还导致了北方工业资本家与南方种植园主,以及大的土地投机买卖人与中下层移民之间的社会对立和矛盾冲突。野蛮与暴力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肆虐横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莎剧中以流血、复仇、冲突为主题的悲剧《哈姆雷特》成为美国戏剧演出的新宠,并引发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共鸣,爱德文·布斯在此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主演剧目锁定于《哈姆雷特》,无疑也是契合了19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时代风气与最新变化,诚如金·斯塔戈斯在《莎士比亚与美国》中在解析《哈姆雷特》为何风行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时所特别指出的:“在英格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深受观众欢迎的。……而在莎士比亚和他的美国观众之间则形成了一个共识,冲突是每个人的一部分。……冲突是莎剧的一个鲜明特征,它与美国公众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里所日常经验到的创伤是一致的,观众在戏剧舞台看到的场景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22)换言之,爱德文·布斯在19世纪中叶把自己主演的剧目由《理查三世》转向《哈姆雷特》,除了他个人的家庭遭遇和情感因素之外,同样是与19世纪美国社会时代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的。

  要之,莎士比亚戏剧在美国的输入与传播是美英两国在早期文化交往上最为重要的内容。许多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独立前是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在文化上与英国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且两国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公认的英国对外文化输出的名片和英语写作的典范,在美国普遍地流行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事实上,莎剧在美国从一开始就非一蹴而就或是全部获得通行的,而是明显地受到当时美国社会时代语境的制约,即在18世纪中后叶反对英国的时代风潮之下,《理查三世》在美国早期戏剧舞台上独领风骚,不仅成为当时美国反对英国君主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宣传利器,而且促进或催生了美国建国前后的爱国主义戏剧创作。另外,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戏剧寻求自身的民族性特性的过程中,以爱德文·弗里斯特、朱尼厄斯·布斯和爱德文·布斯为代表的美国本土演员最初都是以出演《理查三世》开始演剧生涯的,并且凭借他们成功地演出了包括《理查三世》在内的众多莎剧作品而在演剧方面为美国戏剧的民族性特性的最终确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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