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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希思对大西洋联盟政策的调整与英美关系重构
2019年11月16日 08:19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梁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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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前期,英国首相希思对英国的大西洋联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他试图以英美“天然关系”取代英美“特殊关系”,以利英国加入欧共体,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欧共体发展为独立实体,通过建构平衡的欧美关系令英国“两头受益”。由于这一时期美欧关系日趋紧张以及美国对维护其联盟霸主地位的坚定决心和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管理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等原因,希思虽成功引领英国加入欧共体,却在两次“尼克松冲击波”、“欧洲年”与中东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与美国发生冲突。受困于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希思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撤退。英美“特殊关系”得以再度复兴。“天然关系”是一种极具灵活性与弹性色彩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它反映出业已开始松动的两极体制下一个不甘沉沦的中等强国寻求独立自主、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与努力。

  关 键 词:爱德华·希思 英美关系 天然关系 大西洋联盟 欧共体

  作者简介:梁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系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动乱年代的伙伴关系——大西洋关系研究(1970-1974)”(CCNU16A06001)阶段性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和美国建立起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作为冷战时代大西洋联盟的核心,这一双边关系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然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当政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关系出现大幅度“倒退”,陷入低潮,“特殊关系”也一度被冷淡的“天然关系”(natural relationship)取代。①

  长期以来,由于官方档案文献匮乏,国内外学界对于希思执政期间英美关系的系统研究仍不多见。现有研究主要见于两类著作:第一类是美英关系史的专著或论文,②此类论著往往长于对两国关系史作宏观或中观梳理与总结,而疏于对希思时代英国外交与英美关系复杂曲折历程的还原与探究;第二类是关于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时事性或回忆性作品,③它们通常是对当时外交问题的回应或自我辩解的产物,作者的个人视野局限以及作为当事人的利害牵涉往往使之难以从历史视角全方位客观解读史实。

  必须指出的是,不少成果在观点上受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影响,或断言“特殊关系”在希思时期已“死亡”,④或将之概括为英美关系史中一段反常而短暂的时期,而这主要是因为“希思的品格和冷漠个性”妨碍了英美关系的发展,他不关心“振兴大西洋的事业”,一心想让英国加入欧共体,因此对美国“冷若冰霜,毫无‘特殊关系’可言”。⑤而希思用“天然关系”这一新术语取代了旧的“特殊关系”的提法,则被普遍视为某种“外交革命”,它“使希思政府区别于以往和以后的每一届英国政府,无论是保守党政府或是工党政府”。⑥一些观点走得更远,甚至称“希思对欧共体极为着迷,他有多亲欧就有多反美”。⑦

  然而,随着近年英美外交档案以及基辛格、希思个人档案的相继解密,相关人士回忆录和若干论著陆续出版,⑧更为丰富、可靠的文献表明,希思对美国的态度以及希思—尼克松时代英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远比以往所知的要复杂曲折得多,其对战后英美关系与英欧关系的影响亦意义重大,因而对“天然关系”的再评估和再定位显得颇为必要。

  一、希思的大西洋政策构想

  爱德华·希思是英国著名外交官、战略家和作家,也是英国当代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之一。⑨在1970年的大选中,当时执政的工党威尔逊政府因经济不景气遭到英国公众普遍质疑,令保守党大获全胜,希思出人意料地出任了新一届英国首相。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希思的胜利欢欣不已。在他看来,这位英国新首相的出身、经历与自己颇为相似,其在西方阵营合作问题上所持的大西洋主义立场亦令人欣赏,他的反苏冷战斗士的形象更是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⑩基辛格也承认,“尼克松想与希思建立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样的关系从不曾给予其他的外国领导人”。(11)而希思回忆此事时说,他与尼克松因志同道合而很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2)不难看出,希思执政伊始,英美首脑迅速建立起私人友谊,而这似乎体现的是两国“特殊关系”的延续。

  然而,对于希思领导的英国而言,它向来倚重的“特殊关系”早已暗流涌动,一系列因素已给这一关系的发展前景带来了变数。

  二战后,英国的持续衰落极大地削弱了它履行盟友义务的能力,并使之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到了希思上任之前的威尔逊政府时代,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从而使之几乎难以在欧洲以外为美国提供及时有效的军事援助,英美联盟由此从“全球性合作的伙伴关系”降格为普通意义上的“紧密”关系,这对于英国继续保持其与美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绝非什么好消息。(13)

  无论英国如何想保持其相对独立于欧洲的“大国”地位,但欧洲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使欧洲的政治经济中心仍居于大陆,英国如果想在国际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很难不寻求成为欧共体的成员国。(14)然而,一旦英国加入欧共体并接受相关规范的约束,它与美国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复杂起来。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尼克松政府针对当时国际环境变化所进行的重大外交变革,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希思的政策选择造成某种前摄性影响。

  为因应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东西方缓和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尼克松在基辛格协助下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并于1969年提出“尼克松主义”,其实质是以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手段的新国家战略。它一方面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由战后初期的全球干涉转向了有限收缩的政策方针。因此,如何与苏联和中国打交道以重构全球均势,并设法从越南战争中全身而退,成为了美国这一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而盟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受关注度则难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尼克松主义在如何对待盟国的问题上亦暴露出其自相矛盾的一面。这表现为,在对抗苏联时,力不从心的美国事实上更需要盟友提供实质性帮助,所以有必要让“欧洲人在北大西洋组织中承担大得多的责任”。换言之,就是要以“合伙代替美国单干,把它的盟国推上第一线”。(15)因此,盟国相对于美国而言,在实际上变得更为重要起来。

  但是,对英国等美国的西欧盟国而言,东西方的“缓和”、“多极化”虽有助于维护和平,亦使西欧在国际事务中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尼克松主义在维持西方阵营内的既有权力架构,甚至是在削弱伙伴在联盟中地位的前提下,要求西欧盟友(大多数是欧共体成员)单方面承担更多义务则看上去显得既荒谬又悖理。对该要求的反感与这一时期美欧的其他经济纠纷结合在一起,使得“美欧合作的前提——假定美国和欧洲在多数问题上的利益相同,已显然不能再被视为是应然之事”,大西洋两岸的合作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16)

  鉴于西欧的重要性,美国从未放弃过平复和适应美欧之间及其内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尝试,企图将不断加强的欧洲一体化合作纳入到大西洋架构之内。而自肯尼迪—麦克米伦时代以来,美英领导人就有下列共识:为了保持和巩固大西洋联盟的团结,美国与欧洲大陆的接触最好应有一位中介人,而英国一旦加入欧共体,鉴于它与美国的传统友谊以及它可能在欧洲获得的新身份,将成为扮演这一角色的不二人选。

  此时正值英国的外交政策酝酿重大变动的时期,而国际形势的上述变化,尤其是欧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的政策取向及其对英国的期望,都或多或少地被纳入到希思政府外交政策选择的考量之中。

  希思通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英国政坛的“欧洲派”。从其现实主义取向来看,希思继承了以往英国政治家们的均势外交思想传统,注重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在他看来,这种平衡不单是东西方之间的平衡,还包括大西洋内部的平衡,即美欧间的平衡。以此为着眼点,当希思看到大西洋联盟内因欧洲这根支柱的虚弱而导致了某种“不健康”的“不平衡”时,便呼吁包括英国、西欧在内的旧世界应致力于通过一体化建设,“在贸易和商业方面、在金融方面、在政治组织方面和在防务方面,恢复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平衡”。希思还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西洋联盟内矛盾加剧是欧美关系不平衡导致的,而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对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西方联盟游戏规则进行修正。用他本人的话来讲就是,随着“欧洲统一的加强和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的加重”,华盛顿应该对“同美国的盟国有关的事项作出决定的技术要加以重新鉴定”,只有在欧美“找到一个更密切地协调它们的政策的程序”时,欧洲才会“分担落在美国身上的任何负担”。(17)换言之,他认为当时的欧美关系是需要调整的。由上可知,希思的现实主义视野使之关注欧共体,并试图以欧洲联合重塑更为平衡的大西洋关系。

  此外,希思的亲欧洲立场,还可被视为是政治家的实用主义偏好、个人经历基础上形成的信念以及他基于利害得失的政治考量——三者结合的产物。

  实用主义偏好源于希思作为政治家的务实精神,它表现为其主张应在对本国利益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而融入欧洲给英国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政治利益使之很难不将英国的未来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联系在一起。正如希思所言,“如英国想要复兴,它就必须加入并对更宽泛概念上的欧洲有所贡献,”(18)一旦英国能够以伙伴身份加入欧共体,便有望凭借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与资源再度令世界大吃一惊。(19)

  希思的早年经历也塑造了他的欧洲观念,这一看法与他之后的外交实践相互印证,彼此强化。二战前夕,赴美旅行的经历以及美国当时奉行的中立主义外交给希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便设想,应该把欧洲的资源融合成一个力量充沛的单一实体,当它遭到进攻时能够屹立不动,而不需要求助于一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盟国。应该说,这一信念在希思从政后一直影响、支配着他的外交行为。当20世纪50年代西欧联合启动时,作为议员的希思就力主英国“参与舒曼计划开发欧洲,并按照该计划的方式进行合作”;60年代,希思作为代表团团长,主持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谈判。(20)虽然英国加入欧共体历经了艰难波折,其间两次被法国政府以“英美特殊关系”会使美国通过英国控制欧共体为由加以否决。即使如此,英国转向欧洲毕竟表明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将自身发展与欧洲大陆的繁荣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趋势印证了希思早年愿景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并强化了希思引领英国进入欧洲大家庭的政治抱负。不过颇值得玩味的是,在希思的欧洲观中,美国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似乎扮演的都是一个并不那么可靠的“他者”角色。(21)

  由前所述还可看到,在担任首相之前,希思的从政实践已使之将自己的政治声望建立在英国加入欧洲联合这一事务上,(22)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希思的“亲欧”倾向:作为个人政绩的象征符号,它成为希思很难割舍的政治资产,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上台后的政策选择。

  总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希思的现实主义视野及其欧洲情结,都使他将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置于他任内英国外交的首要位置,并因此选择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他执政期间的英美关系。希思对英美关系作出的定位是,“英美关系浮华的过去已然消失,留下的现实是特殊关系并不意味着特权。这意味着承认两个国家依旧在世界上享有着共同利益,它超越了友好国家和人民的正常交往所能达到的程度。从两国致力于有效地推进共同利益的角度而言,而且是仅就这个意义而言,这种关系仍将延续下去”。(23)

  然而英美关系受制于多种因素。英国在防务上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英国保守党、外交精英圈子,甚至是朝野上下在维护英美“特殊关系”这一问题上所形成的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共识,以及英国首相选拔模式中的“学徒制”,迫使首相必须努力寻求全党和全民的支持,(24)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首相的行动自由,并使之为了国家安全,避免党内、国内的政治争吵,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很难真正地放弃英美“特殊关系”。

  况且,从希思的初衷来看,他认为英国向欧洲靠拢亦为美国所愿,是英美双赢选择的结果。因此英国绝不会以牺牲英美关系为代价,而是希望能左右逢源。在此基础上,希思与英国的外交官们得出以下看法:“尽管现在我们的欧洲义务必须享有优先地位,但我们要尽可能地把它和与美国保持联系这两件看似不相容的事情放在一起处理,以便两头获利”。(25)虽然希思不是没有注意到欧共体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但美国的期望以及他本人的欧洲偏好仍使之乐观地预期,英国能“确保欧共体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建立在与英美维持尽可能亲密关系的现实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26)

  在20世纪70年代变化莫测、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希思的上述想法似乎反映了他“对国际关系不可避免的趋势的顺应”,也体现出一定的政治理性。然而,希思的设想显得过分理想和乐观,这导致他对风险——如果欧共体与美国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英国何以应对——认识不足,而这恰好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欧关系的实际情况。他更难以预见的是,他与美国领导人在个性、行为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希思技术官僚式的墨守成规和冷漠个性,与尼克松和基辛格尔虞我诈,为达目的而行事不拘一格的现实主义大相径庭,这些都使希思往往在其认为有利或至少不损害英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旨在向欧洲靠拢的战略调整时,无法确切预知其外溢效应会对英美两国间传统的政治互动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英美关系由此迎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二、“天然关系”的提出与英美“成功合作”

  鉴于“英国与欧共体的联系乃事关英国国运与人民福祉的头等要务”,(27)希思上任后便紧锣密鼓地带领英国投入到第三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工作中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尤其是通过反复劝说打消法国领导人的顾虑,并与之在英国入欧问题上达成共识,英国终于1972年1月成功签署加入欧共体的条约,1973年1月1日英国正式“入欧”。

  英国在谋求加入欧共体的同时仍致力于与美国保持“和谐”的伙伴关系,而“特殊关系”的巨大历史惯性与英国入欧冲击效应的渐进性、滞后性,都使得1970年作为希思担任首相的头一年,见证的主要是两国关系波澜不兴与平稳有序。而英美关系的良好开局似乎也表明希思的“两头获益”设想是有望行得通的。

  在这一年中,英美首脑先后举行了两次会晤。第一次是1970年10月,希思邀请尼克松到其位于契克斯的首相乡间别墅作客。英国寻求利用这次机会,一方面试图“构建英美首脑间的紧密私人关系,使总统对希思与英国尊敬有加”;另一方面,在不使用“特殊关系”这一过时术语的前提下,向尼克松表明,英国的欧洲政策既不会影响它对美国的基本态度,也不会减少它对世界事务的兴趣,“在新政府领导下,英国在政策上会与美国走得更近,这也要求它得到(美国的)相应信任”。(28)而尼克松虽早已意识到英国因衰落而“无法指望其发挥稳定世界形势的作用”,但仍十分看重英国承担的欧洲义务对美国的价值,因此也乐意通过这次访问向外界展示:尽管英美关系因世界形势变化存在着某些潜在问题——英国为加入欧共体可能会“疏远”与美国的关系,并使共同体与美国的经济纠纷变得更为棘手,但英国尤其是希思政府仍是美国的亲密伙伴。(29)

  在这次非正式峰会上,由于英美双方都表现出延续合作关系的强烈意愿,会面取得成功。尼克松与希思虽未就任何重大政治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但会后他们都认为,通过谈话,两国领导人已建立起十分投契的私人关系。(30)

  如果说希思与尼克松的第一次会面仅仅表明“特殊关系”的续存而缺乏实质内涵,那么同年12月希思对华盛顿的官方正式访问则因其似乎预示着两国关系将有重大变化而历来为史家重视,因为正是在这次造访中,希思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避免强调具有排他性意味的英美“特殊关系”,而代之以象征分享共同文化遗产与利益的“天然关系”。

  然而,只要我们全面、充分地考察希思的讲话语境与内容,就很难得出此时英美关系即将发生颠覆性变动的看法。应该看到,1970年下半年正值英国第三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的敏感时刻,而希思此时的表态一方面符合其长久以来的政治理念:英国要从美欧两头获益,就必须适度平衡地处理与两方的关系,在拉近与欧洲距离的同时也要避免被过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从而为自己在美欧之间赢得更多的回旋空间;另一方面,策略性因素也是希思这番讲话的直接动因,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是因为“英国不想被视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英国在加入共同体之前不应因(它与)美国的关系而付出代价”。不仅如此,为了打消美国对英美关系可能因此“疏远”的顾虑,希思再三强调,他的策略是使英国首先加入欧共体,然后英国便能用英美的共同立场去影响欧共体决策。他还提醒美国人:美国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主要是基于政治因素考虑,(31)而英国在欧共体内能够更好地捍卫美国的利益。(32)

  美国方面也深谙希思的两难处境——英国的经济萧条使希思不得不更为务实地将加入欧共体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首要选择;在谋求加入欧共体时,为了不刺激手中握有否决权的法国,英国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其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尼克松对希思的有关英美关系的“新提法”表示了谅解,其原因正如尼氏所意识到的那样,“欧洲对于国际均势至关重要”,而英国的政治和外交技巧使之可以引领欧共体发展。在影响欧共体一事上,“除了让英国成功地加入欧共体,美国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33)

  由上可知,希思杜撰出“天然关系”这一术语的主要动机是双重的,既有关注眼前利益的一面——消除法国的怀疑,排除英国入欧的障碍;也是希思希望建构平衡大西洋伙伴关系,进行某种战略调整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它绝非什么基于由来已久的脱离英美联盟考虑的结果。所以,尽管在华盛顿英美首脑会晤前后,希思曾多次对媒体发表讲话,声称“特殊关系”已终结,英国的未来在欧洲,英国加入欧洲将会有助于两者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云云,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很难认为英国由此开始转向反美立场。实际上,就连当事双方也不这么认为。时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弗里曼高度赞扬英美首脑峰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美国方面,基辛格虽对希思因申请加入欧共体而要求“淡化”与美国的关系颇有微词,但也承认会谈气氛是亲切的,“双方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的”。(34)而尼克松也高度评价了他与希思在峰会上建立的紧密、和谐的工作关系,并承认自己从中获益颇多。(35)对此,也许英国《泰晤士报》颇具讽刺意味的评论更为犀利。它认为,华盛顿峰会不但推动了英美关系的发展,而且使希思与尼克松之间建立了前者所讳言的“特殊关系”,(36)从而道出英美主流社会对此事的基本看法——“天然关系”在本质上与“特殊关系”并无太大不同。然而,美国事实上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地接受了“应急”而非“关系调整”意义上的“天然关系”,这虽在一方面使希思外交政策调整看似“初战告捷”,但在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的美英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希思执政的第一年,由于英美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特殊关系”顺利延续。在此基础上,希思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加入欧共体了。

  对于希思而言,在其当选首相的第二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让英国尽快加入欧共体。英国“入欧”的关键是法国的态度。在当年6月的英法首脑会议上,希思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明确承诺,由于地位与实力上的悬殊差距,英国将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而代之以它与欧洲国家的伙伴关系。(37)英国的种种“疏美亲欧”政治姿态与法国想利用英国牵制德国的动机,共同促成了蓬皮杜对英国的要求开了绿灯,希思如愿以偿地引领英国加入了欧共体。

  在英国第三次申请加入欧共体期间,希思始终遵循着“特殊关系”的惯例,向美国通报英方所取得的所有进展,而尼克松则对希思的计划予以坚定支持:他虽对欧共体扩容后的美欧竞争心存疑虑,却从未想过要给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谈判制造麻烦;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将英国成功申请加入欧共体作为希思“杰出的个人领导能力与明智政策的证明”而大加赞赏。(38)说到底,美国完全明白,设法获得欧共体成员资格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历届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而希思在此事上的成功,反映的正是上述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英国加入欧共体也是美国战后历届政府长期以来的一贯方针,这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归根结底,无论是希思还是尼克松都相信,英国加入欧共体与英美保持紧密合作关系两者并不相悖:一个扩大的欧洲与重新激活的英国将会加强而不是弱化大西洋联盟。

  尽管如此,英美在英国入欧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美国对欧洲一体化包括英国入欧,历来存在喜忧参半的双重心态。美国强调的是欧洲一体化应被纳入到大西洋联盟的架构之内,而不能允许其发展危害到美国利益。眼见英国入欧已成定局,华盛顿上上下下普遍弥漫着一种惋惜、受伤的情绪。(39)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内怀疑欧共体扩大会损害本国利益的呼声也因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高涨起来,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就是基辛格。基辛格虽然口头上支持欧共体的发展壮大,骨子里却对发展中的欧洲政治一体化持保留态度。他所愿者乃是一个有所发展但同时“又是温顺并依附于美国的欧洲”。(4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基辛格有条件地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希望其代表美国的利益率领欧洲前行。一旦欧共体扩容与其政治一体化的前景凸显,独立自主意识和倾向加强,包括基辛格在内的美国当权者又开始担心这一“经济巨兽”会加剧美国与欧洲的经济竞争,会危及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团结”。而且,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尼克松政府的这一恐惧不断加剧,并使之在处理美欧矛盾问题上对希思政府寄予了更为迫切但不切实际的期望,英美关系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三、英美关系的恶化

  对于希思政府而言,“天然关系”遭受的第一波冲击来自中美关系“突如其来”的改善。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以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这一20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作为美国最亲密的伙伴,英国却因事先一无所知而完全措手不及。因此,英国只好一边在公开场合表态承认这一戏剧性事态具有积极意义,另一边却在私下埋怨美国政府未能提前与盟友磋商。更让英国困扰的是美国在此事上暴露出的单边主义偏好,这与英国此前一直及时向美国通报中英关系正常化谈判进展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41)

  一个月之后,随着第二次“尼克松冲击波”的不期而至,美英关系再度遭受打击。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在美元危机的压力下突然宣布停止各国政府和央行用美元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课征10%的附加税。这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走向解体。与上次如出一辙,美国在出台如此重大政策前未与任何伙伴磋商。英国因一夜之间对美出口贸易额减少2%,英镑被迫升值以及当时的英属香港政府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受到负面影响而颇为恼火。希思在盛怒之下批评美国的行为“无异于欺负与勒索,像对待垃圾一样(地对待盟友)”,“摧毁了现行汇率制度,人为制造贸易壁垒,并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与支付体系”。(42)而英国新任驻美大使克雷默则从两次尼克松冲击波中清醒地意识到,将英镑与美元等同视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观念已经过时。美国已不再将英国视为世界帝国或大国,它只是在觉得需要时而非履行盟友义务的要求时,才与英国磋商。(43)

  为了修补尼克松冲击波对伙伴关系的损伤,尼克松提议召开美国与英、法等西欧大国间的首脑会议以解决经济问题,这令当时即将面临议会就入欧条约进行表决而难以脱身的希思相当为难。英国政府也无意在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与美国有类似安排之前就作出积极响应,希思甚至还将他在此事上的“消极态度”视为展示英国欧洲认同的绝佳机会。因此英国的答复十分冷淡,这当然不能令美国满意。尽管尼克松对此表示出了宽容与谅解,认为英国不过是按照自身利益行事而已,在协调欧共体立场一事上,“对伦敦不要操之过急”。(44)但不少美国外交人士仍然相信,英法正在统一立场,抵制峰会。基辛格更是发出警告,认为希思正在遵循戴高乐主义原则行事,而“肯尼迪政府大力推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做法已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因此美国应重新考虑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要采取更为中立的立场”。(45)尽管如此,随着英国入欧条约在议会表决顺利通过,以及尼克松等人的努力说服,法国最终同意举行法美首脑会晤,一系列事态的新发展为随后举行的英美首脑会晤铺平了道路。

  1971年12月下旬召开的百慕大会议是英国成功申请加入欧共体后的第一次英美首脑会议。从希思的最初设想及其为会议准备的文件来看,他本打算通过这次会谈,两国领导人能“全面、坦率地就双边关系,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所存在的现实难题交流看法”,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当下处理外交关系、政治、军事与经济的方式完全破坏了(人们)对美国的信任,并在以上三个领域损害了整个西方世界。”(46)尽管希思的这些想法在峰会上未被和盘托出,但它代表了当时英国政府决策层内的普遍怨怼与不满之声:美国以单边主义的方式决定涉及盟国利益的政策表明,“它可能偏离其战后在世界事务中一贯扮演的建设性角色,转而变得自私与内向起来”。因此,在得不到(美国)信任的条件下,英国不应再充当“欧洲好人”,也不应继续扮演安抚美国、使之免于孤立与竞争的角色了。(47)

  尽管如此,由于美法首脑会晤在解决美欧金融纠纷上达成妥协,(48)尼克松亦极力安抚希思的不满情绪,从而大为改善了随后召开的英美峰会的气氛。在百慕大会晤中,尼克松再度表达了他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支持。他强调,由于法国人缺乏远见,英国在欧共体内的领导能力至关重要。但基辛格直率得多,他径直批评希思正在追求欧洲统一,并将欧美关系定位为“竞争而非对抗的关系”。针对基辛格的指控,希思辩说他并未改变政治意义上的英美关系,“英国无意奉行亲欧洲的政策”,而服务于英国利益的最佳政策必然包括“维护与大西洋两岸间的密切关系”。(49)希思还告诫,大西洋合作的最佳方式是美欧协调,而这将使以往基于英美事先磋商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50)希思实际上是暗示在新形势下美国有必要改变管理大西洋联盟的方式,也表明他认为这时的美英关系也应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将会更多地与欧共体协调,而把英美关系置于欧共体与美国的关系框架之内。

  从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它突出了维护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与保持英美各级别紧密磋商的必要性,事实上是两国妥协的产物。这也表明英美虽彼此心存芥蒂,但出于各自利益考量都不愿因小失大,使合作关系破裂。无怪乎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尽管英美在策略上存在着差异,但两国友谊仍完好无损。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英美关系与过去)不一样的事实并不意味(它变得)没有必要,也许,它甚至比以前更为重要”。(51)

  正当英美领导人在百慕大峰会上着手修补双边关系之际,1971年底在南亚次大陆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再度为两国关系增添新的紧张因素。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因交战双方都是英联邦成员,自身又是英联邦主导国这一敏感身份而持中立态度;但美国却因将印度视为苏联代理人而采取了亲巴基斯坦立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在美国试图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时达到顶峰。当时英国政府投了弃权票,它既表明英国在此事上的不同观点,也释放出善意,说明在行动上英国并不打算为美国设置障碍。希思对此解释说,美国的建议必然引发苏联否决而变得毫无意义,美英应避免无谓激怒印度或进一步将其推入苏联的怀抱。(52)英国的“消极态度”自然令美国无法接受,基辛格指责英国一边在联合国充当“正人君子”一边却在反对美国,而尼克松甚至怀疑英国人在此事上已与苏联人走到一起。(53)对于这些非难,希思亦难以释怀,甚至在百慕大英美首脑峰会上,他还质疑尼克松、基辛格所热衷的均势理论、地缘政治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场南亚地区的武装冲突,从而表明英国在有关这场战争的性质、风险评估以及对策等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54)

  总体看来,虽然1971年的百慕大英美首脑峰会再度确认了两国伙伴关系,但希思政府在事实面前得出教训:基辛格等人正在奉行的单边主义超级大国外交随时可能损害英国利益,而英国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很难不与其欧洲伙伴进行合作。

  事实上,随着英国对英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与政策调整,加之两次尼克松冲击波与南亚危机中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及其强人所难的冷战思维定式给英国带来的疏离、不安与愤懑感,希思很难不认为美国正在把自己“推向”欧洲一边,不睦的英美关系已使英欧关系有望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55)

  四、“欧洲年”计划中的英美分歧与合作

  1972年至1973年前期,英美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酝酿着重大危机。从表面上看,两国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美国公开支持希思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在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期间向英国通报信息。基辛格绕过国务院,秘密邀请英外交部官员帮助起草关于美苏核裁军宣言的文件。作为回报,希思政府亦不顾世界舆论的批评与反对,对美国政府1972年3月以后在越南升级战争的行为进行了声援。在英国看来,在冷战和东西方关系问题上,“要紧的是向美国靠拢”,“知道美国人要做什么”的利益似乎压倒了卷入这些事情的风险。(56)两国关系一时间看似回暖。然而,只要一涉及双方与欧共体的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1973年2月,希思作为尼克松竞选连任成功后第一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会谈大体是在英美“相互谅解”的友好氛围下进行的:尼克松表示了他对英国近来支持的谢意。而希思也回应称这是一次值得回忆的峰会。(57)作为重要的与会者,基辛格当时也在私下里将这次访问视为1973年尼克松与欧洲领导人最重要的会面,因为它事实上为美欧以后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交流定下了调子。他还认为虽然希思强烈地偏爱“天然关系”这一表述,但“特殊关系”依旧延续。即使在欧共体规则限制的前提下,英国仍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和最重要的美欧对话支持者。(58)

  然而,若干年后基辛格却抱怨称,此次会面虽然“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会谈中,当尼克松告知希思美国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方向的怀疑,并希望美英能以双边秘密外交的方式提前协调两国目标和策略,以影响、支配欧共体的政策时,希思却一再规避作出有益的诊断和提出对策。基辛格据此判断,希思试图将英欧关系置于英美关系之前。(59)虽然这一后见之明也许更加接近事实,但它无疑也反映出基氏始终无法理解伦敦在平衡它们的欧洲义务与尽量保持紧密的英美关系时所面对巨大的困难——作为欧共体成员,英国只能在遵守欧共体原则的前提下保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支持美欧对话。

  无论如何,尼克松等人当时误将英方的“不明朗态度”(60)视为对尼克松提议的同意,并指望在“加强大西洋团结”这一共同任务的进程中得到英国大力支持。对于美国的这一误判对英美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连一些英国外交官们也不禁忧心忡忡。内阁书记官特伦德就预见,尼克松对希思与英国政府的信任“播下了在将来某个时刻醒悟的种子”,“特别是当欧共体的政策与英国利益一致同时又与美国的想法相左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61)

  这一看法可谓一语成谶。1973年4月,基辛格在纽约发表了著名的“欧洲年”演讲,从而将美欧关系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冲突与动荡时期。在这次讲话中,基辛格建议美国和西欧拟订新的大西洋宪章,确立共同的目标,双方在防务、贸易和东西方关系上协调各自政策,实现防务成本分担和经济利益分享。它表明,基辛格试图通过赋予大西洋联盟以新的政治、经济功能以重塑西方联盟,其目的无非是要降低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成本,并企图以大西洋联盟来消弭迅速成长中的欧共体可能构成的挑战,可谓用意深远。

  获悉基辛格的讲话后,希思政府虽对美国在未经与盟友充分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启动该计划的做法颇为不悦,但还是迁就基辛格的请求,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发表声明,对基辛格的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因为它表明美国已经接受要与一个统一的欧洲进行合作的观念。(62)

  希思自然了解基辛格希望英国在促成欧共体国家对“欧洲年”计划作出积极回应一事上作出贡献,但实现该目标又谈何容易?一方面,欧共体笨拙而分散的决策机制,使之难以与美国就防务、货币和贸易等一揽子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来自法国的阻挠。法国强烈反对欧共体与美国之间确立任何正式的制度化关系,并坚持将欧共体的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由不同的机构承担。更有甚者,法国外长若贝尔还将美国的计划视为政治勒索——想迫使法国重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意欲通过制造内部矛盾来分裂欧共体。(63)

  对于法国的过度恐惧,希思不以为然。因为在英国看来,美国无意遏制欧共体,它想要的不过是欧共体国家对“欧洲年”计划的集体回应罢了,即使这意味着混淆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的界限,那也并不碍事。(64)

  由此可知,在“欧洲年”计划问题上,希思从一开始就既未持反美立场,也没有摆出一副在一场家庭吵架中的一个身受其害的旁观者的样子。(65)因为他深知英国与欧洲都无法对美国的计划无动于衷,这是由美国对欧洲的安全防务义务这一压倒性因素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英国还从“欧洲年”计划中看出“美国对与欧共体国家达成协议的渴望,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可资利用、推进自身一体化建设的‘激励因素’”。对英国而言,“这也是一次重塑大西洋关系的良机”。(66)此外,考虑到拒绝该计划有可能削弱尼克松政府因水门事件而在国内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有可能助长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及危害英美关系,思之再三,希思还是决定给予基辛格的提议以正面支持。然而,法国却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法国对尚不成熟的欧共体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心存怀疑;另一方面,它更担心欧共体的集体回应可能会损害法国在欧共体内部的优势地位和它在大西洋联盟中的独立性。(67)

  在“欧洲年”问题上希思还是竭尽所能地为美国提供帮助,特别是希望说服法国对该计划采取积极态度。在5月21日的英法首脑会面时,希思告诉法国总统蓬皮杜,美国对美欧关系的未来有一个概念性的想法,并希望就此问题与欧共体国家一起磋商,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清楚该怎样达成目标。为了打消蓬皮杜的顾虑,希思还强调,美国的目的并不在于分裂欧洲,而只是希望将美欧关系建立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最后,希思还小心翼翼地建议,尽管欧共体近来的扩容使得美国的建议也许很难取得太大进展,但从长期看,欧共体国家也应该认真思考该问题。(68)

  然而,由于法国的不妥协态度,希思的努力终因其势单力孤而未能成功。尽管如此,希思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此事。在随后与尼克松的通信中,希思强调,虽然调和欧美利益并不容易,但英国正在推进此事上取得进展。(69)

  1973年7月下旬是“欧洲年”计划的关键时刻。因英法双边会谈无果,英国转而试图通过欧共体内的多边磋商突破法国制造的障碍。在7月23日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欧共体外长理事会上,由于英国的大力游说,“欧洲年”计划迎来了一线转机。法国终于同意欧共体与美国展开对话讨论欧美关系,但是要起草一份关于欧洲认同的文件,并将该文件作为与美国对话的基础。英国还需要遵守由法国提出并得到通过的欧共体新规则,即成员国必须彼此通报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双边会谈内容,并在欧共体未形成统一立场时不得单独就“欧洲年”一事与美国接触。(70)坦率地讲,这一结果很难说是英国的外交胜利,因为它反而让自己陷入到法国主张的框架之中。此后,当希思写信将此事告知尼克松时,基辛格立即以尼克松的名义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与不满:“在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与等待之后,我们的盟友却一再拒绝就美欧双边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这简直令人无法理解!”(71)基辛格甚至据此怀疑,英国正在幕后支持法国以挫败美国的计划,他警告说,由于所有英美私下沟通内容都将被提交给欧共体审查,如此一来,“特殊关系”也就难再“特殊”了。(72)

  几天后,在会见英驻美外交官时,基辛格多次抱怨英国在此事上未能让美国充分知情。英国外交官虽据理力争,试图让基辛格理解英国的艰难处境,但完全无济于事。此后不久,当基辛格循以往惯例向英国索取7月份欧共体部长会议的报告时,遭到了委婉拒绝。盛怒之下,基辛格报复性地切断了始于二战时期的英美情报共享系统。他解释说,“如果他们要与欧洲分享一切,那我们便不能因‘特殊关系’而信任他们了”。当尼克松后来问及此事时,基辛格竟指称这一切希思早有预谋,因为“他正搭乘美国的便车进入欧洲”。“英国偷师戴高乐的强硬路线”,而“肯尼迪政府当初绝不应当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73)

  无疑,“欧洲年”计划进展缓慢严重损害了基辛格对“特殊关系”的信任。希思决定要履行英国对欧共体的义务,尤使基辛格倍感难以承受。他不能、也不愿接受英国的理由——欧共体那笨拙分散的决策过程和法国的掣肘对英国构成了巨大制约,而倾向于将英国的无能为力解读为希思主观上的消极。基辛格甚至给希思贴上了“戴高乐主义者”的标签。8、9月间,尽管英国竭尽全力协调西欧各国立场以推进美国的计划,并通过建设性的方式使此事取得重大进展,也仍未能取得基辛格的谅解。(74)

  对此,希思在会见德国总理勃兰特时表达了困惑与不满:“他们(美国)经常说因欧洲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而难以与之打交道,但当欧洲联合在一起并用一个声音讲话时,美国人又抱怨欧洲人迫使他们接受既成事实和搞对抗”。在同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希思再度坦率地批评了美国不愿接受丹麦外交大臣作为欧共体代言人一事,并敦促基辛格“必须适应形势的新变化”。(75)

  五、中东危机期间的英美龃龉与关系改善

  正当希思殚精竭虑地协助推进“欧洲年”计划时,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石油危机再度重创了英美关系。

  这场英美关系的危机,主要源于中东战争中包括英国在内的欧共体国家所采取的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他们宣布严守中立,并拒绝了美国要求使用北约军事基地为以色列提供援助的请求。不仅如此,欧共体还于11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冲突以来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军”,并指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此后,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部分削减石油产量并大幅抬高石油价格,使得严重依赖中东石油供应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迫于压力,资源自给率更低的西欧国家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态度,谨慎地处理此事,降低批评阿拉伯国家的调门。

  此时,基辛格已就任国务卿,正式执掌美国的外交大权,他与希思政府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起来。在此次中东危机前期,基辛格一度希望英国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停火并恢复阿以战前分界线的议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思政府仅表示同意支持阿以就地停火的议案,这既是由于英国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76)也是因为英国已通过其驻开罗的外交机构得知,埃及领导人萨达特已请求中国在美国提出其议案时行使否决权。对于英方的解释,基辛格丝毫不予理会,他批评英国想承认阿拉伯人的战果,并想与美国脱离关系。他还指责希思政府的态度“糟糕透顶”,因为英国只知道“消极坐等其成”,“而不去(积极)塑造事态进程”。(77)

  更令英美关系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后希思政府又拒绝美国取道英国为以色列提供空援(78)和制裁苏联的请求,这再度令基辛格大失所望。他愤愤不平地说,“英国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依然在华盛顿享有着优先地位的现实。他们不但没有阻挡盟国对美国的无端非难”,反而“加入到他们批评美国的喧嚣中来”。(79)

  为了缓和美英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并寻求解决之道,希思曾于10月中旬致信尼克松,表示他愿与美国密切合作以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尼克松随后回复称其同意希思对形势的判断,并期望英国紧急派代表赴华盛顿进一步讨论此事。(80)然而,当希思10月25日从新闻广播中得知美国进入全球军事警戒状态、核大战一触即发之时,不禁对美国的单边做法大为愤慨。他震惊于美国总统显然已走得如此之远——“完全不事先知会其盟友,也不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作出任何说明,(便采取如此重大行动)”,谴责美国升级危机的做法对英国和世界已造成“巨大危害”。(81)

  在基辛格看来,英国与欧共体其他国家在中东政策立场上表现出的自主倾向,似乎证实了他内心深处的最大恐惧——欧洲认同竟然会被用来对抗美国,而大西洋联盟就如同从未存在过一般。所以,美国很快进行了外交回击。基辛格当着英国驻美大使克雷默的面,严厉批评英国在欧共体内未能有效地制衡法国,而且“英法勾结意欲将欧共体建立在冷酷的(反美)基础上……这无疑是自从希腊城邦面对亚历山大以来最糟的决定”。(82)他还痛心疾首地表示,“英国加入欧共体本应该将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抬升到英国的水准,但实际结果却是把英国降到了欧洲的水平,这真是莫大的悲哀”。(83)

  对于基辛格的一再诘责,希思在11月底的一次有美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予以反驳。他说,“美国不经与欧洲国家磋商便推行‘欧洲年’计划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会不经与中国人磋商便出台‘中国年’计划。(而美欧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未能对统一的欧洲行动做好准备”。(84)然而,对于希思的评论,基辛格不是将其视为个人攻击,便是看做喋喋不休的说教,完全无意认真理会。不仅如此,他还授意美国官员通过外交渠道将其私下对希思的啧啧烦言透露给英国外交部门。至此,希思与基辛格的个人冲突与矛盾几近公开化,而基辛格的种种“傲慢无礼”和有违外交常规的做法,既令英国外交人员倍感困惑与难堪,也使英美关系直线降至冰点。

  围绕“欧洲年”计划的纠葛暴露了美英间的利益分歧,而1973年的中东危机亦见证了战后以来英美关系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直到希思1974年2月下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英美关系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这一过程中,先是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抛出了橄榄枝。在1973年12月1日给基辛格的一封长信中,霍姆请求后者不要过分在意希思的个人言论。他解释说,“尽管英国必须独立行事并表达自身的关注,但英美关系就总体而言是牢固的”。(85)随后,希思在12月下旬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继续释放善意,表示了支持基辛格计划的态度,即由西方国家建立一个能源行动小组,统一石油消费国家的立场,共同应对阿拉伯国家的“勒索”。他还说,尽管英国在哥本哈根欧共体峰会上敦促欧洲各国接受美国计划的努力未获成功,但他仍会为推动欧共体在华盛顿能源会议上与美国合作。(86)此外,在另外一封给尼克松的信里,希思还急切表达了希望与美国在私下里继续保持高级别官员接触的愿望——“英国愿意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为尼克松的目标提供帮助,而非相反”。(87)

  最终,在1974年初召开的华盛顿能源会议上,英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它说服其他欧共体国家一起不顾法国反对,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应对能源危机。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固然同情法国的立场,赞成欧共体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建立某种新型关系,但希思也敏锐地意识到,只有美国才有能力解决中东难题,并终结这场危机。事实表明,为了确保英国能源供应不受威胁,英国甚至打算在秘密条件下采取有别于欧共体的“独立政策”。自然,希思亦不得不为其立场付出代价,因为此举肯定会破坏英法建立不久的互信关系。归根结底,英法矛盾的实质被英国驻法国大使一语道破,“我们与法国关系的中心难题在于欧洲面对美国时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如何平衡欧洲和大西洋的关系”。(88)

  对于英国关键时刻的“拔刀相助”,尼克松在随后会见英国驻美大使克雷默时表示了赞赏和谢意,他尤其表达了希望希思与他本人间的密切私人交流能够持续下去的愿望。而克雷默则在与尼克松的会面中敏感地意识到,“在欧洲年和中东事务上,尼克松的表态同我们与基辛格博士打交道时所了解到的总统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89)

  以上这些可谓希思政府末期英美关系明显改善的表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这场危及全球经济体系的石油危机中,英国无法继续承受大幅上涨的能源进口成本,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经济、政治动荡。而欧共体和法国的方案又收效甚微,乏善可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希思最终被说服并不得不接受,“没有他们(美国),这些难题无法解决”,“美国可以单干,但欧洲却不能”,英国需要美国的合作方能渡过难关。(90)然而,与美国合作的代价是华盛顿能源会议上的英法交恶以及欧共体的分裂,它极大地打击了英国对欧共体的信心,(91)并在事实上使希思担任首相以来所做的外交调整难以为继。

  到1973年底,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被迫向基辛格公开表明立场,确认欧共体9国无意在美国与共产主义大国之间寻找位置——“我们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和你们一边的第二种力量”。(92)而美国方面此时也意识到,“英国臣服于美国在欧洲的强势地位”,是因为它深知“在可见的将来,只有美国才能确保‘缓和’进程的实现”,只有美国方可“保护西欧免受东方阵营干涉的压力”;加之“欧共体对捍卫西方价值观和大西洋共同体利益的重要性”以及英国可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93)美国再度确认了保持英美政治联姻的必要性。

  随着1974年希思的下台,英国外交此后被大西洋主义者长期把持,英美关系又重新回到了“特殊关系”的轨道上。

  六、如何认识“天然关系”

  对希思首相任期内对美外交政策的讨论,自其去职以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基辛格利用其主要当事人的身份力图为该问题的答案定下“权威”的调子。早在基氏1974年3月访英时,他便告诫新一届英国政府,“美国不欢迎过去一年在英国发生的变化,因为当时英国为了加强与欧共体其他成员的联盟而有意疏远美国。”(94)此后几年,在回忆录中,基辛格一再重申上述看法,即希思的英美“天然关系”事实上意味着两国“特殊关系”的终结,这是对二战时期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英美紧密合作关系的重大偏离。这些观点为各界广泛接受,成为人们对希思时代英美关系的主流认识。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审视这一时期英美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就不难看出基辛格的这一观点因其作为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因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甚至不乏误导之嫌疑。

  由前文可知,“天然关系”在提出之初便带有双重色彩,既有应急的一面,也有战略微调的一面,但并无反美之意。然而它为何最终成为了希思时代冷淡、不睦的英美关系的代名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首先,“天然关系”是英国应对20世纪70年代初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变更的产物。这一时期,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超级大国的“缓和”赋予国际关系以更大的弹性;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削弱了其对盟友的控制能力;英国自身的持续衰落、欧共体的兴起以及欧美经济冲突的升级,都为希思的外交政策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诱惑。因此,在保持大西洋联盟框架的前提下,适度减轻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的束缚并向欧洲靠拢,通过走“欧陆路线”在经济上复制欧共体的发展奇迹;同时以积极加入、推动与引领欧共体发展为独立实体,以“美欧双柱”取代美国一家独大的西方阵营的权力架构,通过建构平衡的欧美关系令英国获得更多的外交空间,并使之左右逢源,“两头受益”,对希思而言似乎成为了某种有望取得成功的事业。

  其次,“天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希思的欧洲主义倾向,这也是他出台该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希思的强烈“欧洲倾向”在英国历届首相中也许无出其右者。然而,他的欧洲偏好虽有基于其个人经历塑造的认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他着眼于英国和自身利益算计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希思延续了英国外交一贯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张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政治家麦克米伦、威尔逊一脉相承。而且,作为英国申请入欧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多年来的外交博弈使得希思意识到,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必然结果,便是英国无法、也不能再保持“特殊关系”一成不变了。换个角度,对欧洲而言,“天然关系”其实是英国打开欧共体大门的一把钥匙,没有它,英国便无望在此事上获得成功。

  再次,希思提出“天然关系”绝不意味着英美分道扬镳。可以看到,在越南战争、欧安会、能源危机等涉及东西方对抗或维护西方阵营团结的“原则性”问题上,英国与其他欧共体国家的怀疑态度大相径庭,支持尼克松政府的强硬立场,扮演了“冷战斗士”的角色。这些都表现出希思对维护大西洋联盟的重视程度。而“天然关系”的两层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亦符合这一逻辑:其一,希思深知美国出于政治目的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英美领导人在多次会面中业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英国通过适当与美国拉开距离以利于加入欧共体,又通过在欧共体内施加影响以利于大西洋联盟;其二,由于“天然关系”本身就意味着英美仍然保持低调但不失紧密的合作,它与向欧洲靠拢构成了英国的“两面门神”战略,(95)在事实上成为以“不感情用事”的方式服务于英美共同的事业——振兴大西洋联盟的手段。因此,无论是“拉开距离”还是“低调合作”,它们都正如希思一再强调的那样,其目的是为了“推动联合的欧洲更好地与美国合作,而这是有利于整个西方(自由)世界利益的”。(96)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致力于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及其政策的历史惯性、个人政治抱负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希思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使之谋求以“淡化”英美关系为筹码继续积极地推动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想让英国在逐渐形成的大西洋“双柱伙伴关系”内部互动中左右逢源。而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延续既有趋势,风险不大而又有望收获双赢结果的政策选择。然而,令希思始料未及的是,英国虽煞费苦心,勉为其难地加入了欧共体,但英美关系却在他当政期间遭遇了重大困难与挫折。

  平心而论,希思的失败主要源于他对美国对欧政策的两面性认识不足,过高估计了美国对欧洲崛起为世界力量中心的接受能力,误以为美国出于分担对抗苏联义务的考量,也许会允许大西洋联盟内的欧洲支柱“筑高”到与美国支柱接近齐平的高度。(97)但是,美国政府的对欧政策从一开始就蕴含矛盾,它对欧洲既有借重、利用的一面,也有控制、防范的一面,这也正如基辛格在其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欧洲统一一旦成为现实,将是令人烦恼的。如果统一起来,欧洲不但将成为抵抗苏联的堡垒,而且还能“将德国牢牢地锁定在西方,并与美国分担领导世界的责任与义务”;然而,一个由分散国家组成的欧洲对于联盟的领袖而言更容易对付。(98)

  在外交实践层面上,如果说在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代,美国倾向于从前一角度来看待欧洲联合,并积极推动、鼓励英国加入其中。但到了尼克松、基辛格当政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英国真的加入欧共体,欧洲一体化迈出新的步伐之时,后一倾向便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对欧政策,并使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日渐变得谨慎和忧虑起来:由于担心欧共体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保护主义经济集团和奉行独立政策的“芬兰化”政治实体,基辛格等人转而认定欧共体会损害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而由此衍生出的怀疑又为1973年“欧洲年”计划与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美欧争吵对峙提供了某种心理动力学基础。美欧关系的上述变化,导致基辛格一度倾向否定欧洲一体化,也不愿再继续支持英国投身于欧洲统一事业。(99)而这一结果更是致使希思的长远目标——让英国从建构均衡、互补与和谐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受益的设想丧失了物质基础。因为要实现该目标,英国就很难不首先要推动欧共体发展为独立甚至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实体,而这一前提已然触碰到美国的底线——保持其在西方阵营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归根结底,美国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绝不是为了欧洲的发展壮大,而是为了“更好地将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纳入到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共同体中来”,一旦事与愿违,美国便难免会对其持否定态度。(100)

  希思时期英美关系所遭受的重大挫折还与20世纪70年代前期尖锐对立的美欧关系背景下,英国“辜负”了美国的期望,未能在美欧关系上有所作为密切相关。

  1971-1972年的两次尼克松冲击波,以及1973年以后的“欧洲年”计划与第四次中东战争,极大地恶化了美欧关系,尤其是美法关系。值此之际,基辛格等美国官员强烈敦促新近入欧的英国在欧共体中捍卫美国利益,而这正是美国眼中“特殊关系”的应有之义。然而事实表明,鉴于自身的敏感身份和利益诉求,英国只能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美欧,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在美法之间斡旋,设法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美国的傲慢强横与法国政府的不妥协态度使得这些努力最终付之东流。这一结果自然令基辛格等人大失所望,他因此质疑希思已蜕变为“教条的欧洲主义者”、“温和的戴高乐主义分子”,英国“利用美国来套取情报,而自己却不愿意付出努力”。(101)

  也许希思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在一个最糟糕的时刻带领英国加入了欧共体,(102)而基辛格不能接受美国欧洲政策所遭受的挫折,却将其归罪于英国的“不作为”或“阳奉阴违”。由是观之,“天然关系”作为基辛格攻击希思的证据,事实上成为了美国这一时期对欧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希思时代的英美高层关系的不睦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它并非源于希思的“欧洲主义倾向”,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尼克松—基辛格改变美国对外关系管理方式所致。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色彩,权力高度集中于尼克松与基辛格手中,“帝王式总统”治下的秘密外交与现实政治大行其道,充满戏剧性而又令人吃惊的外交行动层出不穷,而传统执掌外交权力的官僚机构(国务院)则被日益边缘化。作为美国最亲密的伙伴,希思虽然坚信“英国是当下唯一有希望理解美国心境的国家”,(103)但是也正如他与许多英国外交官们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也意味着英国必须忍受“基辛格综合征”(Kissinger Syndrome)的“折磨”。事实上,英国已无法像以往那样,利用“特殊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在美国出台影响盟国的重大政策前与之充分磋商。两次尼克松冲击波、“欧洲年”计划的出台、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启动全球警戒等事件,无不显示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种种迹象表明,基辛格并无意在事前与盟友进行认真磋商,它所需要的只是后者对美国行动的无条件支持。在此情况下,希思的羞辱感、被抛弃感、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并由于美国的类似行为而一再被强化,不能不加强他的欧洲倾向。尽管1973年以后基辛格试图通过恢复美英磋商来重建“特殊关系”,但此后美国在“欧洲年”计划和中东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与颐指气使,显示出它丝毫不考虑英国的难处,反而是一步步把英国推向欧洲的怀抱,造成了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前期,英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与欧共体两方的推拉和吸引。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希思自然深谙“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对英国而言,各种相互交织的利害关系使其基本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小。这也是为什么尼克松—基辛格的所作所为曾一度令希思有过怀疑、不满与抱怨,但英国从未放弃自身对大西洋联盟的义务,并在向欧洲靠拢的同时竭尽所能地保持着与美国的合作关系。(104)为了说服美国人,希思必须强调“天然关系”有利于大西洋联盟的一面;为了让法国放心,他又不得不反复高调申明其欧洲认同的另一面。(105)而“天然关系”这一提法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与模糊性在英国成功加入欧共体一事上为希思提供灵活性(回旋余地)和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希思外交的前期效果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希思无法左右事态发展,而是事态发展左右着他。随着1973年后期美欧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美国的摊牌,“天然关系”运作的空间遭到不断压缩,希思处处遭遇掣肘,动辄得咎,再也无法在美欧间保持平衡,被迫进行战略退却。归根结底,“天然关系”作为另类的大西洋主义方案付诸实施的风险太大,它对时机的把握有着过高要求,本身又太过精细微妙,难以掌控拿捏。尼克松—基辛格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习惯使之在西方联盟领导权问题上决不允许盟友左右骑墙,两面下注,而英国的困境在于它无法真正独立于美国和大西洋联盟:(106)希思所进行的每一步调整能否获得成功事实上都有赖于美国的“批准”,这一点反过来又确认了现有的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并注定使调整归于失败。

  1974年以后,虽然英美“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得到重建,但尼克松一基辛格所允诺的“在平等基础上磋商”的伙伴关系却从未真正实现过。而且,在经历希思时代的外交挫折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事业不再热心,成为了欧共体内一个“半心半意并难以对付的伙伴”,英欧关系亦若即若离,摇摆不定,并最终渐行渐远。与此同时,美国对英国在欧共体所能起的作用也大为怀疑起来。“特殊关系”由此日渐边缘化,逐渐沦为美国推行自身政策,离间英欧关系,获取国际社会支持和国际合法性的一种工具。此时,希思生前常说的那句话又开始萦绕于英国人的心头,“他们(美国)想要的就是用“特殊关系”困住英国……有些人总想靠在美国总统的肩膀上,但那样下去英国是没有前途的。”(107)

  总之,“天然关系”作为希思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具灵活性与弹性色彩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它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主政者试图抓住历史机遇,与时俱进,重新调整并确定自身在西方阵营乃至世界事务中的位置的产物。(108)就其成效而言,它在短期内虽成功地为英国加入欧共体铺平了道路,却未能进一步实现其“构建平等大西洋伙伴关系”,并让英国从中受益的长远目标。尽管如此,它还是反映出业已开始松动的两极体制下一个不甘沉沦的中等强国寻求独立自主、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当然,还应看到,作为政策调整,希思的政策并非大规模或彻底地取代从前的国家政策,而是各种目标轻重缓急的次序发生了变化。大体而言,“天然关系”并不曾背离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人对大西洋关系的一贯看法,即任何形式的欧洲共同体除了应该作为自我约束的联盟外,更应该作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109)而英国通过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关系及其欧共体成员身份,将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枢纽。

  放眼二战后的历史,虽然希思并非是首先提出构建平等的美欧伙伴关系的西方政治家,然而他却是第一位、迄今为止也许是唯一一位有勇气将其真正付诸外交实践的英国首相。随着欧共体日后的不断发展壮大,历史似乎证明了希思当时的战略设想不无先见之明,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今天的史学家们将会越来越多地把希思的挫折作为某种“失去的机会”而非“早产儿”来加以看待。(110)如果看不到这些,便难以对希思时期的美英关系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注释:

  ①本文的“特殊关系”是指二战结束以来的英美联盟,即英美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而“天然关系”则是英国首相希思在其执政期间对英美关系的提法。他认为,英美之间只存在基于共同文化与遗产的“天然关系”。

  ②参见David Dimbleby and David Reynolds,An Ocean Apar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Century,Manchester:Random House,1988; John Baylis,ed.,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The Enduring Alliance,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C.J.Bartlett,‘The Special Relationship':A Political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London:Longman Group UK Ltd.,1992; Alan P.Dobson,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f Friendship,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New York:Routledge,1995; John Dickie,‘Special' No More:Anglo-American Relations:Rhetoric and Realit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4; John Dumbrell,A Special Relationship: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and After,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1.国内相关著作参见赵怀普:《战后英美关系:1945-1990》,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梁军:《不对称的特殊伙伴——联盟视野下的战后英美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颖:《从“特殊关系”走向“自然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英国政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参见Henry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9;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全三册),张志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Edward Heath,The Course of My Life:My Autobiography,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98.

  ④Louis Heren,"Mr.Wilson Must Realiz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Dead," The Times,12 August,1974.

  ⑤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第181—183页。

  ⑥John Campbell,Edward Heath:A Biography,London:Jonathan Cape,1993,p.336.

  ⑦Nigel Lawson,The View from No.11:Memoirs of a Tory Radical,London:Bantam Press,1992,p.529.

  ⑧近年来英美官方解密、出版的相关档案有:Keith Hamilton and Patrick Salmon,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DBPO),Series Ⅲ,vol.Ⅳ,London:Routledge,2006;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XLI; NATO,1969-197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2;以及FRUS,1969-1976,vol.E-15 Part 2:Documents on Western Europe,1973-1976,2014.另外英国国家档案馆(TNA),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收藏的希思个人档案,以及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DNSA)中的“基辛格文件”(HAK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ranscript)数据库也提供了部分可供利用的重要资源。令人稍感遗憾的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文件微缩胶卷(The Richard Nixon Security Files 1969-1974,Western Europe)中有关英国部分的文件被人为移除(Removed),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课题的研究难度。此外,近年来国外学界亦出版了少量涉及英美“天然关系”的新成果,如Andrew Scott,Allies Apart:Heath,Nixon and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 Catherine Hynes,The Year That Never Was:Heath,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Year of Europe,Dublin: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2009.

  ⑨希思出身平民家庭,依靠个人奋斗在二战后的英国政坛崛起,曾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两届保守党政府中先后出任要职。1965年,希思通过党内直选当选保守党领袖。与以往那些出身贵族,依靠家世、上流小圈子当选党魁的人不同,希思的当选被认为是“精英治国理念的胜利”。英国媒体评论他是“一位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职业政治家,完全依靠自己的胆识、能力、政治谋略和努力达到了权力顶峰”。参见Catherine Hynes,The Year That Never Was:Heath,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Year of Europe,p.2.

  ⑩希思曾抨击前任工党政府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并力主对苏联奉行强硬政策。

  (11)Robin Renwick,Fighting with Allies:America and Britain in Peace and War,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206.

  (12)Edward Heath,The Course of My Life:My Autobiography,p.308.

  (13)1968年美国驻英国大使戴维·布鲁斯在总结英国“收缩政策”的影响时曾警告说,“(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是英国历史的分水岭……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不再是可赖以提供帮助的那个可靠而又有价值的伙伴了。”参见John Young,David Bruce and Diplomatic Practice:An American Ambassador in London,1961-1969,New York:Bloomsbury,2016,p.109.

  (14)1969年的一份英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即便是从保持英国对美国的重要影响力以及确保英国的声音为超级大国所听取这个意义而言,英国也应该加入欧共体。参见"Draft Paper on ‘Anglo-US Relation' Prepared by Embassy and Planning Staff in Washington," 17 Jan.,1969,FCO 32/376,TNA.

  (15)陈有为:《基辛格评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

  (16)Geir Lundestad,East,West,North,South: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5,4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0.

  (17)爱德华·希思:《旧世界新前景:英国、共同市场和大西洋联盟》,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72、77、69页。

  (18)Nicholas Ridley,ed.,One Europe,London:Conservative Political Center,1965,p.17.

  (19)Geoffrey Rippon,Britain +Europe,London:Conservative Group for Europe,1971,p.1.

  (20)参见Margaret Laing,Edward Heath:Prime Minister,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72,pp.132-133.

  (21)20世纪70年代希思对比尼克松政府的战略收缩与欧共体的迅速发展后认为,“自身的混乱、失序已使美国从以往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立场后撤”,“‘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重蹈‘英国治下和平’的覆辙”,“现在要看我们(英国和欧共体)的了”。参见10/4/72,Heath Papers,32/18,Bodelian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Oxford; Edward Heath,Our Community,London:Conservative Political Center,1977,p.7.

  (22)希思因主持英国入欧谈判而成为西欧家喻户晓的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同时他也赢得了其对手的尊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私下预测说,“保守党会在工党短暂而又灾难性的统治之后再度执政,希思将成为该党的领袖,也只有他才能带领英国加入欧洲。”参见Andrew Roth,Heath and The Heathme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p.168.

  (23)Edward Heath,"Realism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vol.48,October,1969,pp.39-50.

  (24)美国学者华尔兹曾提及,英国让他们的统治者先从学徒做起,在担任首相前他们先在下院和内阁长期任职以完成学徒期,等到担任首相时往往年事已高且阅历丰富、老于世故。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25)英国外交部备忘录的总结评论。参见"Memorandum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s," 23 Sep.,1970,FCO 7/1839,TNA; "Steering Brief," 11 Dec.,1970,FCO 7/1840,TNA.

  (26)参见"Letter:Heath to Nixon," 24 October,1972,DBPO,Ser.Ⅲ,vol.Ⅳ,no.1.

  (27)Edward Heath,The Course of My Life:My Autobiography,p.358.

  (28)"Objective for President's Visit," Undated,PREM 15/714,TNA.

  (29)FRUS,1969-1972,vol.XLI,p.983.

  (30)FRUS,1969-1972,vol.XLI,pp.985-987.

  (31)肯尼迪执政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一贯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因为这被认为有助于加强大西洋联盟,有利于抵消欧共体中的法德联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并对欧共体的经济政治产生有利于美国的影响。

  (32)FRUS,1969-1972,vol.XLI,pp.998-999.

  (33)FRUS,1969-1972,vol.XLI,pp.999,1004.

  (34)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第3册,杨静予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94页。

  (35)"Nixon to Heath," 3 March,1971,PREM 15/715,TNA.

  (36)"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The Times,21 Dec.,1970.

  (37)希思告知蓬皮杜,“特殊关系”只存在于力量大体平衡的伙伴之间。但“(英美之间)一国的规模不到另一国的四分之一,即使英国想要,也不可能会有什么令人满意的伙伴关系”。此外,随着美国越来越关注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也质疑华盛顿是否真相信有什么英美“特殊关系”。参见"Record of Meeting:Heath and Pompidou," 20-21,May,1971,PREM 15/372 TNA.

  (38)"Nixon to Heath," 29 October,1971,PREM 15/715,TNA.

  (39)英驻美大使克雷默曾生动地描绘过华盛顿的这种情绪,“一个长期信任的伙伴,尽管时常固执己见,有时也不讨人喜欢,离开旧公司去了新公司,而此时又恰逢他以前供职的公司出现了信任危机。”"Cromer to Heath," 5 Nov.,1971,PREM 15/310,TNA.

  (40)J.R.Schaetzel,The Unhinged Alliance: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New York:Harper & Row,1975,p.78.

  (41)参见K.A.Hamilton,"A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Britain and Nixon's China Visit of 21-28 February 1972,"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15,no.1,2004.

  (42)"Draft Minute,Heath to Home," 6 Nov.,1971,PREM 15/712,TNA; "Heath to Brandt and Pompidou," 26 Nov.,1971,PREM 15/326,TNA.

  (43)"Cromer Note,"23 Aug.,1971,PREM 15/309,TNA.

  (44)"Bilateral Talks on Monetary Policy," 12 October,1971,Kissinge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ranscript,DNSA,KA06683.

  (45)"Minute:Cromer to Home," 23 Aug.,1971,PREM 15/309,TNA.

  (46)"Draft Minute Heath to Home," 6 Nov.,1971,PREM 15/712,TNA.

  (47)"Heath Draft Note," 6 Nov.,1971,PREM 15/712,TNA.

  (48)在12月中旬召开的美法首脑亚速尔峰会上,双方同意召开西方十国会议,讨论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在随后召开的西方十国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磋商达成妥协,签署了新的临时性国际货币制度协定,史称史密斯协定。

  (49)"Record of Heath-Nixon Meeting,Bermuda," 20 Dec.,1971,PREM 15/1268,TNA.

  (50)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第3册,第1228页。

  (51)John Baylis,ed.,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The Enduring Alliance,pp.173-174.

  (52)"Heath to Nixon," 13 Dec.,1971,PREM 15/715,TNA.

  (53)"Indian and Pakistan War; U.S.-United Kingdom Relations," 17 December,1971,Kissinge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ranscript,DNSA,KA07170.

  (54)英国外交部得出结论:英国将印巴战争视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与地区冲突,认为它反映的是南亚“地区的现实”,与美苏全球冷战并无太大关系;而以操作大国均势的现代梅特涅自居的基辛格则错误地认为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纵印度。参见"Papers Prepared by James Cable for the South Asian Department,‘British Policy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8 Dec.,1971,FCO 37/756,TNA.

  (55)在1972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中,希思刻意提到他有关欧洲的看法出现了“分水岭”,他曾“认为游离于欧共体之外对英国更为有利,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世界事务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从而暗示了尼克松冲击波等事件对其看法变化的影响。参见Heath,17 Feb.,1972,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72/feb/17/european-communities-bill#S5CV0831P0_19720217_HOC_392,2018.2.28.

  (56)英国的外交官亦深知英国瞒着欧共体伙伴私下与美国沟通一旦曝光便会引发轩然大波。但英国政府已打定主意要隐瞒到底,外交部指示外交官,“一旦被(欧洲伙伴)问及,便要矢口否认此事”。参见“Minute:Home to Heath,” 14 August,1972,PREM 15/1362,TNA.

  (57)"Heath to Nixon," 6 February,1973,PREM 15/1977,TNA.

  (58)参见Matthew Jones,"‘A Man in a Hurry’:Henry Kissinger,Transatlantic Relations,and the British Origins of the Year of Europe Dispute,"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24,no.1,2013,p.87.

  (59)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第183页。

  (60)对于尼克松的提议,希思只是非常谨慎地回应说,英国在考量其对欧共体的贡献时虽然会继续考虑美国的观点,但英国也必然会受制于共同体所制定的政策。从此后事态发展来看,希思的这一表态还是较为实事求是的。参见"Record of Discussion:Heath /Nixon," 2 February,1973,DBPO,Ser.Ⅲ,vol.IV,no.20.

  (61)"Washington Diplomatic Report," 22 Feb.,1973,DBPO,Ser.Ⅲ,vol.IV,no.29.

  (62)"Minute by Overton," 27 April,1973,DBPO,Ser.Ⅲ,vol.IV,no.77.

  (63)"UKREP Brussels Tel 2780," 25 May,1973,DBPO,Ser.Ⅲ,vol.IV,no.102.

  (64)"Paris Tel 782," 7 June,1973,DBPO,Ser.Ⅲ,vol.IV,no.114.

  (65)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第216页。

  (66)"FCO Paper," Undated,DBPO,Ser.Ⅲ,vol.IV,no.193.

  (67)正如法国外交文件所显示的那样,法国担心,“如果巴黎倾向于对基辛格的倡议作出集体回应,美国肯定会介入到欧共体九国事务中并藉此削弱法国的领导地位。一旦美国采取多边大西洋解决方案,(西方)联盟的政治属性就会比巴黎所预期的大为增强,法国可能会承受要求其全面加入北约的压力。”参见Daniel Mckli,Europe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Heath,Brandt,Pompidou and the Short Dream of Political Unity,London:I.B.Tauris,2009,p.155.

  (68)"Heath-Pompidou Meeting," 21 May,1973,PREM 15/1541,TNA.

  (69)"Heath to Nixon," 25 June,1973,PREM 15/1542,TNA.

  (70)"Tel 1530 to Washington," 24 July,1973,DBPO,Ser.Ⅲ,vol.IV,no.169.

  (71)"Nixon to Heath," 26 July,1973,PREM 15/1543,TNA.

  (72)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第237—239页。

  (73)"Amstrong Note," 15 August,1973,PREM 15/1546,TNA.

  (74)在英国的大力斡旋下,欧共体各国最终在“欧洲年”问题上达成妥协,以英国草拟的文件为蓝本拿出了《欧共体——美国宣言草案》。但基辛格却因该文件表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要“自行其是,改变现有格局”而大为不满,批评该草案文件缺乏实质性内容,且未经与美国磋商,指责欧共体将其成就建立在牺牲大西洋关系的基础上。参见"UKMIS New York Tel 961," September 25,DBPO,Ser.Ⅲ,vol.IV,no.234.

  (75)参见Philip Ziegler,Edward Heath:The Authorised Biography,London:Harper Press,2010,pp.376-378.

  (76)用英国外交部助理常务次官安东尼·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以色列,因此在英国完全不受阿拉伯石油供应影响之前,它都应该采取亲阿拉伯人的立场”。参见"Minute:Parsons to Acland," 7 June,1973,DBPO,Ser.Ⅲ,vol.IV,no.111.

  (77)"Yom Kippur War; Excised Version Appended," 9.04 am,14 Oct.,1973,Kissinge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ranscript,DNSA,KA11236.

  (78)但英驻美大使克雷默完全否认美国曾提出过类似请求,因为它完全可以直接取道其他更近的地方援助以色列。如该说法属实,亦说明在当时美欧矛盾尖锐化之时,美国已预见到其要求会遭英国拒绝。

  (79)在危机期间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上,美国寻求盟友提供支持,并敦促西欧各国对介入中东事务的苏联进行制裁,但欧洲国家并不情愿为美国牺牲它们与苏联的关系,还纷纷指责美国的政策有将中东冲突变为第二次古巴导弹危机的危险。英国还在此次会议上表示,“在不了解苏联的意图和美苏在此问题上有什么私下交易的情况下,类似磋商并无太大意义。”参见U.S.Mission to NATO Cable 4937 to Department of State,"NATO Implic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NAC Meeting of October 16,1973," 16 Oct.,1973,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98/index.htm.

  (80)"Heath to Nixon," 15 October,1973,PREM 15/1765; "Nixon to Heath," 20 October,1973,FCO 82/321,TNA.

  (81)Paul Reynolds,"UK in Dark over 1973 Nuclear Alert," 2 Jan.,2004,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3334155.stm,accessed 5 July 2017.

  (82)"Cromer to FCO," 28 November,1973,PREM 15/2232,TNA.

  (83)"Washington Tel 3674," 24 Nov.,1973,DBPO,Ser.Ⅲ,vol.IV,no.412.

  (84)"Home to Cromer," 1 December,1973,PREM 15/1989,TNA.

  (85)"Home to Kissinger," 1 December,1973,PREM 15/2232,TNA.

  (86)"Heath to Nixon," 30 December,1973,FCO 82/325,TNA.

  (87)"Heath to Nixon," 25 January,1974,PREM 15/2168,TNA.

  (88)"Letter:Tomkins to Brimelow," November 30,1973,DBPO,Ser.Ⅲ,vol.IV,no.426.

  (89)"Cromer to Home," 17 January,1974,PREM 15/2231,TNA.

  (90)"Tel 96 to UKREP BRUSSELS," 24 Jan.,1974,DBPO,Ser.Ⅲ,vol.IV,no.516.

  (91)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奥利弗·怀特承认,欧共体历经此事已遭重创,而“那些在白厅中认为应该通过共同体来追求英国利益的人发现他们的地位已大为削弱”,英国的“欧洲认同只不过是一个短命的梦想”。参见"Record of Meeting:J.O.Wright/Cuvillier,"16 Feb.,1974,DBPO,Ser.Ⅲ,vol.IV,no.554.

  (92)"UKREP BRUSSELS Diplomatic Report," 25 Jan.,1974,DBPO,Ser.Ⅲ,vol.IV,no.517.

  (93)参见Alison R.Holmes and J.Simon Rofe,The Embassy in Grosvenor Square:American Ambassadors to the United Kingdom,1938-2008,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178.

  (94)"Account of Wilson-Kissinger Meeting," 28 March,1974,FCO 82/443,TNA.

  (95)“两面门神战略”是指通过奉行看似相互矛盾的两种政策,以追求国家或联盟总体利益的一种外交战略。

  (96)Philip Ziegler,Edward Heath:The Authorised Biography,p.374.

  (97)爱德华·希思:《旧世界新前景:英国、共同市场和大西洋联盟》,第78页。

  (98)参见Henry Kissinger,The Troubled Partnership: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New York:Mc Graw-Hill Book Company,1965,p.241.

  (99)基辛格甚至私下对英国驻美大使特伦德说,“如果历史能够改写,美国宁可英国不被事态发展推动着加入欧共体,那样对美国要好得多。”参见"Letter:Cromer to Tikell," 21 Oct.,1971,PREM15/361,TNA.

  (100)事实上,基辛格用自己的外交实践证明他早年的预言:“我们追求将超国家的欧洲(一体化)与美国主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两者合一的政策目标,极有可能将被证明是自相矛盾的。”参见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teg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1945-199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02.

  (101)FRUS,1969-1976,vol.XXXVⅢ,28 November,1973,p.109.

  (102)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103)Michael F.Hopkins,Saul Kelly and John Young,eds.,The Washington Embassy:British Ambassadors to the United States,1939-77,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p.193.

  (104)在欧共体内部,希思亦极力避免英国因履行对欧共体的义务而损害英美关系,主张“必须耐心地对待美国”,因为“美国人明显认为自己的盟友太过于‘欧洲化’了”。"Visit to UK by Herr Brandt:Record of Meet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and Federal Chancellor," 12 November,1973,PREM 15/1565,TNA.

  (105)希思后来回忆时写道:“我们必须要让法国总统意识到,英国对欧洲有着足够的忠诚,不会利用欧共体成员国的身份去破坏或者冲淡共同体……我们的任务是要让法国放心。”参见Edward Heath,The Course of My Life:My Autobiography,p.364.

  (106)希思曾质问外交大臣霍姆,“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回报?它(特殊关系)疏远了我们与欧洲伙伴的关系,而这些伙伴遭受羞辱不过是因为它们实力弱小。……美国不断要求我们这样一个岛国属地提供这样那样的方便。这真是一个单方向的运动。”得到的回答却是,“您错了,美国大量的军事、技术(援助)和情报令英国获益良多。”参见"Heath to Home," 8 Sep.,1970,PREM 15/718,TNA.

  (107)John Campbell,Edward Heath:A Biography,p.344.

  (108)希思所作的外交调整,事实上也是对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在1963年评论英国衰落时所说的那句名言——“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回应。

  (109)参见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110)在这一点上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们似乎与史学家心有灵犀,在1973年美英关系处于最低谷之时,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曾意味深长地写道:“接下来要做的不是试图暗示表扬、批评或解释(现有政策)——这些必须有待于(以后)冷静的史学家们在回溯历史时做出判断。”参见"FCO Analysis of the Year of Europe," Oct.,1973,PREM 15/2089,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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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梁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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