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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规律
2019年11月12日 12: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徐晓全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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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问题,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全会对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越性的阐述,以及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规律,赋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内涵。

  一、党的领导制度成为居于统摄地位的根本领导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将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制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是党的领导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经验。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

  二是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首要优势。全会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部分,第一条指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三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全会关于战略部署的第一条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四是党的领导贯穿国家治理各领域体制机制。全会在其他各项战略任务部署中,一方面,直接把党的领导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向,如“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举措中强调党的领导,如在“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强调“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等等。

  因而,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和统摄地位,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制度并存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强化顶层设计,对于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以及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根本性作用。

  二、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为鲜明特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述,调整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坚持和完善”替代“完善和发展”,并且在十三个战略部署中均用“坚持和完善”,体现了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特色。

  从字面意义上看,“坚持”,意味着党对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高度自信。这表明,经过党九十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完善”,意味着党始终恪守改革创新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制度创新。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将不断完善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此外,在各项战略举措中频繁出现的“健全”“加强”“发展”“建设”“推进”等关键词,也鲜明体现了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

  从具体内容上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阐明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这体现了在坚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基础上,确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向前进的前提下,结合我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斗争需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以“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例,既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又要求“健全代表联络机制”“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完善论证、评估、评议、听证制度”等,鲜明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因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巩固和发展什么”“坚持和完善什么”,赋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鲜明的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特色。

  三、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

  2019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当前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

  以“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例,《决定》部署了四大方面的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保护、利用、修复以及追责制度,形成了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奠定了强大制度基础。进一步看,《决定》在“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中强调:“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这显然是要求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同构成协同高效的制度体系。

  因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这也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将面对更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这要求更好发挥党的全面领导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依靠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顶层设计作用,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四、科技现代化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列一章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党自成立以来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社会治理体系”取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表述,将“民主协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将制度优势与当下的新技术革命进步进行高度结合,制度层面现代化与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大大扩展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外延。这意味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将借力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并且与治理体制机制有机统一、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构建更加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提高治理能力的强大合力,大大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规律,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根本制度保障,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徐晓全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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